中图分类号：A81;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1-0135-06 探讨现象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听起来有些奇特，这两者似乎没有什么可比性。然而，只要我们留意近一百年来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和考察国内学界近几十年探讨的热点理论问题，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首先回顾国外学界有关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讨论，然后探讨现象学对我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国外学界有关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讨论 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交融发生在一些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如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也发生在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并多少吸纳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元素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中，如萨特、梅洛-庞蒂等。他们或者声称马克思主义需要用现象学的方法来补充，或者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来补充现象学-存在主义的思想方法。这一时期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相遇的特点是，这些西方学者，特别是德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其早年接受的哲学教育中往往有现象学的内容。如霍克海默听过胡塞尔的课，阿多诺的博士论文研究胡塞尔有关物与意向对象之间的关系，而马尔库塞则是海德格尔的学生。 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关心现象学也与当时欧洲革命运动的形势有关。在经历了1848年德意志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欧洲的工人运动陷入低潮。虽然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但在德国发生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却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工人阶级队伍最广大的中欧地区的革命不能成功呢？当时主要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这种解释认为当时德国的经济条件尚未具备，必须等待经济条件成熟了，革命才能成功；另一种解释是“阶级觉悟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当时德国的经济条件已经成熟，只是工人阶级的觉悟还不够高。 匈牙利的卢卡奇尝试用现象学的意向分析方法分析工人阶级的意识，用现象学的构成方法研究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在卢卡奇看来，表面上西方的经济还在继续发展，生产技术的发展、分工的专业化、管理的合理化继续推动西方经济的繁荣。工人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也有所提高，工人因赤贫起来革命的情况并没有像原先预言的那样发生。然而，工人阶级的处境在深层次上却极大地恶化了。这是由于生产过程中的“专业化”和“合理化”而导致的劳动的“异化”和工人的“物化”，工人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部件，劳动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极大地疏远了，工人完全失去了支配劳动成果的权利。因此，卢卡奇主张必须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使其认识到“物化”和“异化”的处境，使其意识到自己作为劳动的主人应该有支配劳动成果的权利。 卢卡奇的这条路线有一大批随行者，其中包括马尔库塞。沃林在《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导论中指出，在马尔库塞看来，第二国际在“恩格斯和考茨基的影响下，拥护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决然反哲学的机械论解释。这种进路以一种非反思的唯科学论和过时的资本主义自行崩溃的理论为前提。相应地，它的主要理论家对工人阶级意识中的‘主观’因素显示出一种故意的漠然态度”①。马尔库塞认为，造成这种态度的原因正是那些理论家放弃了对具体性的坚持，因为经济决定论是一种抽象，它将具体的人的“主观”方面置于次要位置，因此它是被决定的。马尔库塞作出这样的判断：“事实是(这个经常被遗忘的原则不应该被丢弃)此在作为在世存在总是同时已经是‘物质的’和‘精神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②在马尔库塞看来，经济决定论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只从物质方面而不从精神方面理解人的此在，从而不可能推动无产阶级带来革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海德格尔发表的《存在与时间》给马尔库塞带来灵感，马尔库塞在这部巨著中找到了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道路。 法国现象学运动中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萨特和梅洛-庞蒂，更是由现象学而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萨特和梅洛-庞蒂所关心的问题与早期的卢卡奇和马尔库塞有所不同。这与当时的世界格局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还很弱，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东欧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法国共产党也多少听命于斯大林的指挥棒。如果说早期的卢卡奇和马尔库塞关心的是如何用“此在的关怀”和现象学的意向分析的方法培育欧洲核心地区无产阶级革命的觉悟的话，那么萨特和梅洛-庞蒂所看到的则是强势的革命潮流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危机。 在萨特看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把马克思思想简单化、教条化和非人化了。他们从抽象的普遍性来理解人，把人完全还原为了时代条件和阶级关系的产物。普列汉诺夫曾主张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产物。萨特则强调不要忘了拿破仑的个性及其在实施专政权力中所产生的问题：“革命的发展同时产生了专政的必然性以及将要实施专政的人的整个性格……这不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而是一种具体的整体化”③。萨特意识到在强大组织制约中的普通个人失去自由和操纵组织的个人滥用权力的问题。这虽然都是在革命名义下进行的，但为了人的解放的革命目的终究不应使得大多数人失去自由。在萨特看来，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重新恢复人”。这里所说的人当然不是群体的人或作为类的人，而是具体生存的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