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扬弃与复兴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主线的一种描述

作 者:
侯才 

作者简介:
侯才,男,吉林长春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近代以降,伴随哲学的根本转型,如何对待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如何对待整体世界及其统一性,成为一切哲学流派始终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在此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从而分别开启和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扬弃与复兴形而上学的两大传统。由此给我们遗留和提出的一项重大课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否合理和可能?或至少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和可能的?这完全类似康德当年所提出和致力于解决、尔后又被海德格尔以某种方式重新提出和致力于解决的课题,但是却被赋予了更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更深刻的哲学蕴意。事实表明,对此问题的解决,不能囿于既有的西方理性主义的哲学框架,而必须借鉴和汲取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4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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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1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1-0036-08

       在近代,传统的形而上学终结了。黑格尔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后代表和终结标志。但是此后,围绕如何对待传统形而上学及其遗产,特别是围绕哲学是否应以整体世界及其统一性为对象,哲学家们始终持有不同的意见。由此,对待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对待整体世界的态度构成现代哲学得以发展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前提,有如哈贝马斯所言“是黑格尔之后所有流派的立足根本”①。这一问题也反映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扬弃与复兴形而上学的两大传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还有待揭示和阐明。

       一、扬弃抑或复兴传统形而上学?

       在如何对待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整体世界这一重大哲学问题上,极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中存在扬弃和复兴形而上学的两大传统,它们分别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启和代表的。

       马克思在创立其“新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一反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直到黑格尔的理念论的传统,运用经验的和实证的方法,从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把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视为人的“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②或人与自然界相统一的基础,并由此维度去重新审视和描述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摈除了对整体世界及其终极统一性的追寻,同时把被以往哲学家们看成独立自为并且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理念世界归根于经验的现实世界,即与人处在对象性关系中的“感性世界”,从而从根本上扬弃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种变革。乃至海德格尔认为,“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③。

       马克思将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扬弃表述在这样一段经典的话中:“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④

       与此相联系,马克思也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自然观的构想。他从其实践观出发,以对象性为方法,认为“非对象物是非存在物”,“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因此,“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⑤。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明确肯定了在人与自然界对象性关系之外的自然界存在的某种“优先地位”,肯定了黑格尔的作为“绝对精神”的超验世界也有某种存在的合理性,即它作为一种逻辑的描述“为人类的现实历史找到了思辨的表达”⑥。不难看出,正是这两点“肯定”,使马克思在与传统形而上学决裂的同时,也与存在论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划清了界限。

       与马克思对待传统形而上学的态度不同,恩格斯通过其至少长达十余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尝试构建一种“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从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返回到形而上学。这种自然观与马克思视野中的、包括“人化自然”即“在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在内的“感性世界”不同,是以整体自然界为对象的。恩格斯在1885年(马克思逝世后第三年)写下的《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一概念,用其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概念相对置和并列,并如此肯定了他自己所做的把辩证法用于唯物主义自然观方面的工作:“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⑦

       此外,恩格斯还提出了“现代唯物主义”这一概念,试图用其整合和包摄由他本人构建的“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主要由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他强调,“现代唯物主义”是在利用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所实现的一种哲学思想的系统综合:“所谓现代唯物主义,否定之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基础上。这已经不再是哲学,而是世界观”⑧。

       正是恩格斯的以整体自然为对象的“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提出,及其所呈现出的明显的综合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传统唯物主义的倾向,开启了恢复和复兴形而上学传统的进程。这种传统尔后经由狄慈根和普列汉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并置⑨,最后到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而获得最终定型,并且一直延伸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应该说,这与马克思本人通过物质实践活动扬弃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路大异其趣。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大体沿着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分别开启和代表的两条路线行进:俄苏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继承、沿袭和发展了恩格斯所开启和代表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人本主义思潮则主要继承、沿袭和发展了马克思所开启和代表的传统。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别是伴随着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也呈现了返回到马克思本人所开启和代表的传统的趋向。从实质上看,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及其所开启和后来得以展开的上述两大传统,实际上是在如何对待形而上学这一重大问题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两种不同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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