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形而上学“上行”与“下移”之内在逻辑

作 者:

作者简介:
陆杰荣,男,辽宁大连市人,哲学博士,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辽宁省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辽宁 沈阳 110036

原文出处: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西方形而上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里呈现出一些差异性规定,但本质上可以说形而上学从总的发展曲线上透视着某种规律性的展开样式。其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对形而上学的“上行”和“下移”动力与路径的思考。就最初形而上学奠基来说,形而上学在早期创建中主要体现出形而上学的“上行”特质,形而上学演进逻辑是借助于概念的“抽象”与逻辑的“提升”完成的。而在其后历史的现实因素与精神境遇的历史条件下,后继的形而上学“上行”走向受到了方向性的约束,并逐渐在重心下压的过程里形成了形而上学“下移”的现实的可能性。据此,西方形而上学的演进走向与重心日益趋近于生活的、历史的、有限的现实因素。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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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4-0019-05

      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这或许是对哲学与形而上学关联给予贯通性理解的一个基本结论。这一结论有着历史上诸多哲学家以及哲学概念生成这一精神事实的多向度支撑。在哲学史上,早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雏形设想之初,就指出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和引申的发展前景,并涉及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类型以及本性的旨趣。例如,柏拉图《理想国》在谈到理念的性质时,强调哲学的超验的理念特性乃是哲学的本质,这就将哲学至上的位置置放在理念的规定上;而亚里士多德更加关注“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和其在关联中的等级位次,因为“哲学是由整个有组织的知识所组成,就这种知识是无私欲偏见的理性之结果而言”。[1]86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分析了知识的有组织的形态,把哲学作为整体的知识类型所体现的结构分层的基本特点给予侧重和说明,坚持强调哲学层级的“上”与“下”梯度性要求。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是分类的,并且具有差异性,在大的框架里理性分为实践理性与理智理性,这就潜在地指出知识的层次与等级的问题。在他看来,先期的哲学家柏拉图对事物的理解方向上是正确的,因为完美的知识一定只能在概念里抽绎出来。换句话说,对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来说,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具有理想的圆形或绝对直的边缘。这意味着柏拉图的思路试图在提升中达到对事物本质的真实理解,最为真实的对象只能是“概念”。既然如此,最高的概念就是“纯存在”,在对最高概念确认的“上行”道路上,超验的规定与经验的性质是对立的。在柏拉图的哲学视域里,理念是在上的,事物是易变的,由此可以分清事物的暂时与永恒的界限所在。

      从一般的角度观察形而上学的雏形以及演进的阶段可以看到,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形成首先呈现出“聚合”的特点,其运作的路线是通过逻辑的概念和对命题的抽象以及对概念的拔高与提升起步,逐渐在认识的过程中产生由“杂多”趋向于“归一”的抽象趋向。在理解形而上学“归一”的过程中,对概念的“一般性”理解既规约了理念的本质,又建构了把握本体的“上行”道路。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上,希腊哲学的“本体”奠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影响的直接成果是创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形而上学类型,并借助于这一类型独有的确立,产生了形而上学对象或者“本体”的独特样式,进而勾勒出这一特有的形而上学意蕴。在这里,有一个隐含的问题思路值得给予深入的分析,才能在更为宽阔的精神背景里把握形而上学的特点和走向。

      泰勒斯所开辟的希腊哲学发端于自然哲学的思考,这一方面使得对自然哲学对象的追问成为可能,又在新的概括层面上超出了自然哲学自身的限度。在当时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对本原的理解主要是围绕着“本原”的定形规定还是“不定形”的讨论展开的。伴随对这一问题理解的深入,希腊“哲学开始显示自己的层次结构来,这就为第二阶段做了铺垫”。[2]12所谓“第二个阶段”,就是指在希腊“逻各斯”基础上由自然哲学推移到形而上学的转折阶段,就其“转折”而言,自然哲学对自然对象的性质与对象的本质尚未达到哲学反思的程度。如黑格尔所说,对对象的理解还没有提升到概念的层面。因此,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分属于不同的哲学发展阶段。对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反思有必要在阶段性的划分里加以区别,更要在二者结构性的差异中给予分析。按照通常的结论,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在对其对象的把握方式和理解层面上有着显著的不同。自然哲学是在“形成”之中,“形成”之中就是在“路上”,还没有“落脚”,还没有“到家”,换言之,还没有成为“概念”。这表明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存在着差异,二者之间具有差异化的特征。存在着差异就反证了二者的非一体性,就确认了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不同的另一个特点,即结构化的区别。事实上,自然哲学的经验性和形而上学的超经验的特点必然使得哲学的内容具有梯度性的区别,这是因为自然哲学受制于经验的牵引,形而上学则是依照理念的本性前行。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的结构性不同,导致二者在理解问题属性时有着特殊的旨趣。

      这里存在的真实区别在于自然哲学与其理解的对象是经验直观的某些关联,对自然对象的把握缺乏本质性的精神阐释。在这里,自然哲学的各种类型可以说是并存的、非逻辑的、松散的,换言之,自然哲学的理解还没有达到哲学的高度形式化和抽象概念化的程度。自然哲学的发展在巴门尼德那里有了质的深化,这就是自然哲学的对象被确认为抽象的“存在”。理解古希腊哲学的“存在”概念之规定对理解古希腊哲学的形而上学形成有着关键性意义。在自然哲学的理解视域里,自然被看做是多样性的对象,在对自然判断的杂多式的阐释中,形而上学的最初铸型是无法成就的。因为形而上学关于“本体”的设计与理解的角度和视域的差异无关,在这一向度内,作为形而上学初始奠基的柏拉图哲学是同当时的各种视域主义的想法对立的。[3]116进一步的分析会看到,形而上学的确立是在对对象规定的理解不断给予抽象化而达成的一个结果。早期希腊哲学对始基的设定以至于到对“存在”的规定,进而延伸到对“形式”的铸型,形而上学在精神系谱学的延展里,有一个结构性的抽象发展。其中这一发展包含着由对象的多样性向着本体的单一性演进,由对象的并存性与空间的错位性向着对象的整体性与同一性规定的演进,由对象的差异性向着纯粹存在的至上性演进。这一转化的走势构成了形而上学的“上行”架构以及结构性的本体体系的确立。形而上学的“上行”路线的运转轨迹与形而上学自身所具有的内在聚合机制以及特有的概念的“抽象”特质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与形而上学纯粹性的生成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形而上学需要一种动力性因素使之能够在演进的过程里达到概念的极致,这一极致的结果就是形成了本体的形而上学架构;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创立在某种程度上规约了人的本性的“纯粹”性质,在某种程度上二者的相互印证在特定的背景下,进一步固定了形而上学本性与人的本性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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