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中国经验，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它是革命和建设道路、纲领、战略、制度、旗帜和指导思想的综合。这些具体的经验形式总是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表现着经验的总体。中国式表达是指对这个经验总体的理论表达，也是对上述具体经验的理论表达。这种表达使用中国的语言，表现了中国的风格和中国的气派。这个或这些表达可能不具有直接的哲学性质和形式，其哲学意义需要透过一定的理论表达而进行专门的哲学解读，在解读中感悟、发现和揭示其哲学意义，特别是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意义。 什么是对中国经验、中国式表达的哲学解读和怎样实现这种解读？所谓哲学解读，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和原理，按照哲学的逻辑和要求，展开对一定经验、直接地说是对它的理论表达的分析、阐释。在一定经验、表达与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原理的联系中，分析、阐释其哲学意义。实现这一解读，一般经历以下步骤： 第一，确定解读对象。面对多样的经验、表达，究竟选择哪一个或哪一些作为解读对象，既取决于解读者的理论旨趣，也取决于经验、表达本身具有的哲学意义、哲学潜质：一方面是它与一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原理的联系，一方面是它的哲学意义，特别是它对于哲学发展的可能的贡献。一定的经验、表达具有的哲学意义最初是解读者的一种预测，这种预测的根据除了经验、表达本身具有的意义外，还与解读者的哲学素养(他的知识积累、知识结构、分析能力等)有关。 第二，分析过程。解读就是分析。分析的意向是对预测的证实。分析是沿着第一个步骤中初步发现的一定经验、表达与一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原理的联系而进行下去，在确证联系的真实性后，这种联系的性质、联系在可能展开的一切方面都可能成为分析的对象。 第三，发挥和发现。这是在分析获得初步结果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解读的能动性以扩展研究成果的过程。在横向上，它向一定经验、表达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原理的联系的扩展；在纵向上，它加大分析的深度。解读正是通过这样两个方向上的努力，而发现一定经验、表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意义。创新理论的发现依靠创新的思维，解读者不以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对待解读对象，不可能发现一定经验、表达的真正哲学意义，特别是它的创新意义。解读的最高境界是发现。哲学的意义和可能的哲学创新潜存于经验、表达中，发现它既在于解读的工夫，又在于超越解读而进入“再创造”(相对于经验、表达已经先在地包含的创造性而言)过程，即一种理论发挥过程和理论提升过程。 作为一种“理论实践”，我们尝试对“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做一个解读。 十六大以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科学发展观直接指导下，中央提出了“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十八大又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四位一体基础上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表达形式来源于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形态结构思维。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它的意识形态部分)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整体的社会变革、社会和谐、社会发展，总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上、在三者统一的基础上来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三位一体思维，其哲学意义和哲学基础是思维方式的创新。 有学者对社会建设概念、对四位一体的合理性有所怀疑，以为社会生活中以民生问题为核心的那部分内容难以构成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的独立的社会结构要素。那么，我们要问，关于社会的分析我们是否一定要用三位一体的社会形态结构思维来限制我们的思考呢？有没有其他的关于社会分析的路径？应该说是有的。假若我们不是从一定社会形态的结构的分析入手，而是直接从对实际社会生活过程的分析入手，我们就会发现三位一体的思维格局是可以打破的，就会发现我们还有关于社会分析的广阔空间。关于实际社会生活过程的四位一体、五位一体都是可能的。分析从实际社会生活过程入手，就是从当下社会生活过程中的突出矛盾问题入手，从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入手。社会建设问题提出的根据就在于以民生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问题成为我们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为标志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合理性，在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生态问题的凸显以及对于它的解决的迫切性，在于我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理念。以生态文明建设任务的提出为标志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同以社会建设概念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一样，具有思维创新的意义。它打破了社会形态结构思维的禁锢而把思维空间扩展到全面的实际社会生活过程，回到社会分析的原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意义在于，它对人类生活的自然基础，人类文明进步的生态方面予以特别关注。生态文明建设是辩证唯物自然观的实践形式，是五位一体的标志性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面。一方面，当自然成为文明范畴的时候，它已经具有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统一起来并和谐相处的趋势和要求。另一方面，当我们把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内容提出时，它也就具有了一种对自然的基本态度的转变意义，即从只对自然索取，为了最大限度地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利益而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那样一种破坏性的态度，转变为一种对于自然改造与保护相统一、改造与建设相统一的实践方式。在生态文明建设任务前，我们是否应该对我们以往那种在自然面前过度张扬人的主体性而轻视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及其对于人的行为的制约性的片面的“历史-自然观”有一个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