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中，价值多元论(常被简称为“多元论”)是引起人们广泛争论的热点话题，争论的核心主要是价值多元论与普遍主义(一元论或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伯林提出价值多元论本来是针对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元论(即普遍主义或绝对主义)的，而乔治·克劳德认为，价值多元论的首要要素应该是普遍价值的存在。①施特劳斯则批评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导致了相对主义，②约翰·凯克斯却认为，价值多元论恰恰既是绝对主义的对手，也是相对主义的对手，它是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立场。③伯林的初衷是力图通过价值多元论为自由主义提供一种新的论证，④即证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是最符合价值世界的“一个深邃的真理”。但是，约翰·格雷和约翰·凯克斯认为，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不仅没有必然联系，而且还证伪了自由主义的普遍价值。⑤对于这个挑战，伯林可能因年事已高并没有认真加以回应，相反，作出认真回应的主要是乔治·克劳德。在《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一书中，他循着伯林的早期思路，用价值多元论为自由主义提供了进一步的普遍主义论证。笔者认为，价值多元论之所以引起诸多异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价值多元现象，导致要么不能跳出普遍主义的窠臼，要么滑向相对主义的泥坑。鉴于价值多元论涉及对价值现象的基本认识，也与目前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论争密切相关，因此，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揭示价值多元论内在的理论缺陷，必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价值问题的认识。 一、西方的一元论传统与伯林的价值多元论 伯林的价值多元论主要是针对西方主流文化传统中的一元论提出来的，用他的话说，“多元论的敌人是一元论”。⑥从古希腊自然哲学对万物本原或始基的探讨，到柏拉图的理念论的提出，再到一神教——基督教统治地位的确立，直至近代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旗帜的高扬，这一系列思想发展变化背后不变的主线就是一元论，所变的只是它的形态。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只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奠定了西方一元论传统的基础，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则在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双重意义上确立了这一传统的支配地位。柏拉图的“理念”和基督教的“上帝”，既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又是终极的、最高的善的化身，是世上一切价值的最终源泉和唯一标准。近代西方哲学虽然弱化了本体论的地位，但通过启蒙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从认识论上又巩固了这一传统。它把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事实和价值两个领域，使得价值问题上的一元论在神学基础崩塌之后，获得了科学方法的强力支撑。价值一元论不仅认为存在唯一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或绝对的价值标准，而且暗含着这样的结论：在价值选择(尤其是目的价值选择)中只有一种选择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对于西方思想的这一“核心传统”，伯林在《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离》一文中是这样表述的：“在我看来，它建立在至少三个基本假设之上：(1)凡是真正的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且只有一个：所有其他答案都是错误的。不然的话，这个问题便不是个真正的问题——其中必有混乱之处。这种被近代经验主义哲学家做了明确阐述的立场，也得到了他们的神学和形而上学前辈同样坚定的赞同，虽然前者曾对这些人发动了一场漫长而毫不妥协的战争。(2)给一切真正的问题提供正确答案的方法，从性质上说是理性主义的。也就是说，它在所有不同领域中具有一致性，即使不是在具体的应用中，从本质上说也是如此。(3)这些解答，不管是否已被发现，有着普遍、永恒和一成不变的正确性：不管是在什么时间、地点或人群中，都是正确的，就像昔日对自然法的定义一样，它们quod semper，quod ubique，quod ab omnibus(不分时间、无所不在、普遍适用)。”⑦在伯林看来，这些假设所包含的基本含义是：世界是个能够用理性的方法加以描述和解释的单一体系。 伯林认为，这种一元论传统虽然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但“在自然科学大获全胜的时刻最为强大，最有影响”。⑧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在17、18世纪取得的巨大胜利，使得科学和研究科学的方法名声大振，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仰成了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科学方法被看作是获取知识的唯一钥匙”。⑨与此同时，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被看作一个统一的体系，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不管是道德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科学的还是艺术的，都存在着永恒的普遍真理，而认识这些真理只有一种方法，即科学或理性的方法。在这一信念的支配下，过去充满各种偏见、迷信、教条、矛盾和虚假知识的人文领域，现在都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清理，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如果说，古希腊人用逻各斯或理念把自然和社会人文现象整合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中世纪用造物主或上帝重构了这样一个统一体，那么，启蒙运动则用科学和理性来再构了这个统一的体系。“从笛卡尔和培根到伽利略和牛顿的追随者，从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到圣西门、孔德和巴克尔，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的威尔斯、贝尔纳、斯金纳和维也纳实证主义者，他们都怀有这种涵盖所有自然和人文科学的一个统一体系的理想，这就是近代启蒙运动的纲领。它在我们这个世界的社会、法律和技术制度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⑩对于伯林来说，这种把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视为一个统一体的观念，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没有分离的结果，也是近代以来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人文学科中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认识根源，而这种科学主义则是近代以来一元论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