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10－0020－06 进入20世纪后，存在于文学和哲学之间的古老争论开始朝着有利于哲学的方向发展。正是这种变动趋势让德里达敢于逆潮流而动，在别人欢呼哲学终结的时候公开宣称：“无论知道与否，甚至愿意与否，文学批评都已经被确定为文学的哲学”。[1]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与愤怒后，文学批评很快就意识到这就是自己当下必须采取的姿态，进而激情满怀地去探索与哲学的妥协或和解，而福柯的思想则历史地成为文学批评家们最重视的哲学资源，文学研究就此进入了所谓的福柯时代。[2]作为福柯时代的最新一波展开，进入21世纪后，有中国学者基于福柯的“异托邦”观念对比较文学进行“升级”，提出了跨文化研究观念，并得到了来自西方汉学界的积极响应。于是乎，虽然作为学科的跨文化研究依旧处于形成之中，但跨文化研究观念却已经俨然具有了某种世界历史意义。 福柯仅仅在1966年至1967年间的三处文献中论及“异托邦”，而且这些文字的性质更多地属于经验主义的描述，而非哲学的阐释。尽管如此，跨文化研究观念在如此稀薄基础上的横空出世，并没有让笔者感到太多的匪夷所思，因为它归根结底是要让研究主体自觉到并挣脱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自由地进入作为研究客体的某种既有文化，以寻找到或建构出某种另类的客体空间或文化景观，即“文化异托邦”。这实际上是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对福柯现代性批判理论基本主张的一种重申。让笔者不解或者不安的是隐含在跨文化研究观念中的乐观情绪：因为我们已经想到了，所以“文化异托邦”就一定能够达成！如果“文化异托邦”真的能如此轻易地获致，那么，福柯等当代哲学家还有必要对启蒙、同一性、权力等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批判吗？《礼记·经解》云：“《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这提示我们应当回到福柯，重新理解“异托邦”，以修正、完善对跨文化研究观念的理解。 一、阿多诺与异托邦的哲学阐释 根据英国学者彼得·约翰逊2013年6月整理的一份文献目录可以看出，[3]关注“异托邦”的学者并不多，而且大多来自文学、艺术、建筑、博物馆学、社会学、文化研究、教育学等非哲学学科，尤为重要的是，人们主要关注如何将“异托邦”挪用到各自的领域中去，至于应当怎样正确理解“异托邦”，则不是人们的关注重点。在“异托邦”的理解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约翰逊的解释，[4]即认为“异托邦”是一种能够打破权力制约、通向被遮蔽真理的异质空间或另类空间。如果经常标榜自己是经验主义者的福柯真的是一个经验主义者，那么，约翰逊的理解堪称完美。但福柯首先并且最主要的是一位哲学家，“最关注实在的当代哲学家”。[5]因此，我们必须向约翰逊提一个问题：福柯所说的能够发现“异托邦”的“我们”究竟是谁？是全部人类主体，还是部分有条件限定的主体？要想解答这个福柯本人并没有挑明的哲学问题，就需要引入恰当的哲学维度。 阿多诺(1903年9月1 1日至1969年8月6日)是我们借以对福柯“异托邦”进行哲学阐释的最佳借鉴。首先，福柯的权力批判与阿多诺的历史哲学之间存在着极高的亲和性。在早期论著《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中，霍耐特承续哈贝马斯的思路，认为阿多诺和福柯代表了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并且强调了阿多诺和福柯的差异，认为福柯构成了对《启蒙辩证法》中的历史哲学的某种解决。[6]而随后发表的《福柯和阿多诺：现代性批判的两种形式》一文中，[7]霍耐特则更加强调了两者的亲和性，认为两者差别的根源主要在于对主体的不同理解传统，福柯与其说解决了不如说以系统理论化的简化方式重复了《启蒙辩证法》的逻辑。其次，福柯的权力批判理论和阿多诺的历史哲学都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保持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阿多诺与黑格尔的渊源自不必说。而在1970年题为《话语的秩序》的就职演讲中，福柯也借向依波利特致敬之机，专门点出了自己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张力关系：“我们的时代位于黑格尔的时代之后……正努力逃离黑格尔。关于话语我努力想说的都是极其反黑格尔逻辑的……不过，真的逃离黑格尔得对我们与黑格尔分离的代价做一准确评估。我们的逃离得以如下认识为前提：黑格尔离我们如此之近，甚至说他就伺机守候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得以思考反对黑格尔的思想依旧是黑格尔的思想；我们能够计量我们反对黑格尔的资源数量的能力或许不过还是黑格尔据以反对我们的诡计，而且到头来，我们会发现黑格尔一动不动地站正在别的某个地方等着我们。”[8]最后，但也最重要的是，在与《词与物》同年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对自己的“星丛”观念进行了相当详细的阐释，而“异托邦”可以说就是“星丛”在福柯那里的直接对应物！ “星丛”原本是本雅明的《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中的一个术语。星丛其实是古人在进行天文观察时根据主体的偶然性想象而建构出来的，虽然它由星星组成，但它却不是星星的本质，而且星星之间是平等的。本雅明引入这个术语的目的是为了形象地解释自己的真理理论。以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和物化意识理论为出发点，《德国悲苦剧的起源》实际上是在追问：在工具理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人类把握真理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本雅明的回答是：依然可能！但真理绝不是主客体之间的概念认识所能获致的，而只存在于客体利用概念所达成的自我呈现。在本雅明看来，作为人类认识发展的成果，概念认识本身是不可取消的，能够取消的只是它所具有的主体强制性；当这种主体强制性被取消后，概念就获得了新生，客体就可以利用它们进行构型，建构出像“星丛”那样的理念，以向主体去呈现、表征存在于其中的真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说：“理念是永恒的星丛”。[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