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述论  

——以近三十年中国古都研究为中心

作 者:

作者简介:
[日]木田知生(1949-),日本龙谷大学文学部教授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研究的梳理发端,以近三十年来中国古都研究的经过为中心,概括并探讨中国历史地理学主要的研究发展历程与现状,进而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的动向、主要研究领域及其组织、潮流,略作概括性的论述;亦就中国历史上的“大古都”为中心展开讨论,它们一般是指从夏朝至明清的漫长历史上最主要王朝的首都(国都)。“大古都”这一用法,民国以后才出现,按照首都时间长、对后世影响大,逐渐出现“几大古都”之称。关于从“两大古都”开始,而后逐渐发展到“九大古都”的演变过程,分段进行了说明、分析,同时指出入选时的判定标准、主要论点以及其弱点,并作辨析、评论。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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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地理学,直接说来即“研究中国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之变化与发展的学科”①,近三十年来取得了飞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古都研究(更为广义范畴上称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诸多领域中进展尤为显著,从学界内外的多个领域获取养分,变化极大。然而,这一变化产生的前后过程却少受关注,即便是历史地理学本身,尽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知识领域,也并没有获得与之相应的重视。②有鉴于此,本文以近三十年来中国古都研究的发展过程为中心,概括并探讨中国历史地理学主要的研究发展历程与现状。③

      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发展,与晚清以来中国近百年坎坷的历史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同时期近代地理学和考古发掘的发展紧密联系,其历程可作如下概括:

      在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初期,可称为先驱者的无疑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1613-1682),其后又有顾祖禹(1631-1692)、杨守敬(1839-1915)等人。④清代,历史地理学一般被总称为“舆地学”,与之前迄明代为止的研究积累相比,这一时期有着相当多的著述问世⑤,主要的研究对象为沿革地理。整个清朝,十分关注历代的疆域,这一倾向后来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从清政府的角度来看,包括臣僚在内,最为关心的便是国内统治的安稳与否,因此对历代的政治地理、军事地理自然格外关注。正因为清代地理研究主要侧重于沿革地理尤其是边疆地理,所以除下文所举顾炎武的《历代宅京记》以及徐松有关长安、洛阳的资料集成等个别例子之外,清朝对历代首都和城市(都城之意)亦即古都几乎没有多少重视。

      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步履

      清代地理研究的主流乃是沿革地理和边疆地理,这一点从众多方志编纂和舆图制作的成果中得到了印证⑥,其中尤以徐松最为突出。

      徐松(1871-1848),直隶省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人,字星伯,嘉庆十年(1805)进士。嘉庆十四年(1809)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代《会要》(通称《宋会要辑稿》或《宋会要稿》),同时,还完成了《宋中兴礼书》和《元河南志》的辑佚。后左迁新疆伊犁府(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开始积极研究边疆地理。乾隆时期平定准格尔部、回部之后,新疆的重要性虽然有所增加,但当时还没有一部涉及该地区疆域地理的专著。徐松针对新疆的建制沿革、攻守险要、钱粮收支、户口兵藉等情况撰写了一部综合性著作,并在上司伊犁将军玛拉特松筠(蒙古正蓝旗,1752-1835)的帮助下,上呈嘉庆帝。此书得名《新疆识略》(全十二卷),由武英殿刊行(此后又有铅印本和石印本),徐松本人也因此复归朝廷。返京后,他继续撰述与新疆相关的著作,主要成果有《〈汉书·地理志〉集译》16卷、《〈汉书·西域传〉补注》2卷、《新疆赋》1卷、《西域水道记》5卷等(版本说明从略)。

      除以上四部有关边疆地理的著作以外,徐松还著有《唐登科记考》30卷及汇集长安、洛阳都城资料的《唐两京城坊考》5卷(张穆校补),在历史城市地理学领域成就斐然。

      《宋会要辑稿》的整理编纂堪称一项伟绩,除此以外,徐松在史学领域的代表作还有《西域水道记》。左迁新疆期间,徐松亲自调查天山南北各地,测定山川方位,探访并记录河流曲折,在经当地居民证实和确认之后开始撰述。该书体例模仿《水经注》,以新疆地区的11个湖泊为中心,详述甘肃嘉峪关以西的新疆水系,对周边城邑、村落、军台、卡伦(瞭望台)、民族等也均有叙述。这部在实地考察基础之上并且参考大量资料的力作,可谓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的代表性著作。⑦

      边疆地区的历史地理学在清代中期以前似未有显著发展,因此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在疆域地理学的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革新创举。此后,清代的边疆探查在开发除新疆地区以外,更拓展至西藏、蒙古,甚至深入到东北和西南的各个地区。⑧尽管如此,以沿革地理和边疆地理为主轴的历史地理研究,即便清末受到西方地理学的影响,对海外(中外)地理显示了一定的兴趣,但对于国内历史城市(古都)还是毫无涉及。这种状况,基本上一直持续到了民国初年。⑨

      20世纪30年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迎来了重大转机,这就是顾颉刚(1893-1980)等人创办的“禹贡学会”。该学会于1934年2月设筹备处,同年3月创办《禹贡》半月刊,参加者被称为“禹贡学派”。开始时,由于受时代背景的影响,研究重点倾向于边疆地理,后来学术活动日益精细,几乎涉及历史地理的各个方面,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不过,“禹贡学派”的活动时期格外短暂,1937年停止之后,1946年3月曾重新开展活动,但到1952年就完全结束。《禹贡》半月刊(1934-1937)共刊行7卷82期(708篇)。顾颉刚、侯仁之(1911-)、谭其骧(1911-1992)、史念海(1912-2001)等皆属于“禹贡学派”。这些学者后来分别在北京(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等地开展研究,培养了不少后继学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开始形成并绽放光彩,其学风直到今天仍影响着上述各个大学,以下所述中国古都研究的许多成果也正源于这些大学。

      与顾颉刚同时代的历史地理学领域另有王庸(1900-1956)和张其昀(1901-1985)等人,时代稍晚,又有以研究《水经注》而著名的陈桥驿(1923-)。与“禹贡学会”成立几乎同时,1934年3月,竺可桢(1890-1974)、丁文江(1887-1936)、翁文灏(1889-1971)等人设立“中国地理学会”,同年9月《地理学报》创刊。该学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与“中国地学会”(1909年成立)合并,活动范围得到扩展并持续至今。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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