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3)02-0045-08 修订日期：2012-12-25 1 引言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是20世纪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以来率先在法语哲学界崛起的一股学术思潮，是二战之后欧洲大陆哲学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本质上来讲，后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解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论，同时亦是进行社会分析与文化分析的一种重要的视角与方法。理解后结构主义，必须要从其前辈即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谈起。结构主义的概念本身是极为宽泛的，但是其基本的分析视角是将任意的一个社会、文化或语义的单元，看作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结构。这个结构由若干独立的元素按照一定的秩序与规则组建起来，每一个元素在这一结构中占据一定的地位，扮演一定的角色，通过一定的规则与其它元素发生协调合作的关系。结构本身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要素的总和。相反，结构具有其内在的整体性(totality)，具有超越元素总和的意义与功能。而这一整体性的实现，则依赖于不同的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决定这些关系的内在规则。在结构主义的视角之下，不同的元素之间虽然有着复杂的联系，但是元素本身的概念、属性及意涵是内在(intrinsic)的与本体性(ontological)的。首先，任何元素都独立于其他的元素而存在，其概念、属性与意义是先验的，且独立于关系而存在。换而言之，结构主义对于要素以及要素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僵化的，而非流动的。其次，由于结构主义需要对任意的元素以及元素间的关系限定其内在的意义与属性，因此结构主义对于社会与文化过程的认识往往局限在既有的概念与知识框架之中，而无法捕捉复杂的社会过程如何改变元素与关系本身的意涵。最后，由于结构主义的视角下元素具有其独立的本体性，因此一个元素的改变并不会在本质上改变其它元素的属性与特征。换而言之，元素之间不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建构以及相互生产的关系[1]。 在西方哲学体系中，结构主义视角在社会研究与文化研究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最经典的结构主义社会研究的案例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对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划分。在语言学领域，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不同的语义要素在语言中占据特定的位置，通过一定的语法结构组织起来，从而形成具有一定的整体意义的语句[2]。在文化研究领域，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认为任何一个符号(sign)都是由两大要素构成。其中，所指(signified)是被指征的事物本身，而能指(signifier)则是可以用来指征所指的事物或者意义，例如玫瑰指代浪漫，埃菲尔铁塔指代法国，红白蓝三色旗代表革命精神等等。这两大要素的存在本身是彼此独立的，但却能形成一个整体的符号体系。至于为何特定的事物能够自然而然地指代特定的意涵，巴特并未做深入的分析，而是简单地认为乃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3，4]。而正是这一缺乏实证严谨性的观点，使得巴特经常为后结构主义文化学者所诟病。在人类学领域，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研究将文化看作是大量的要素组织起来的一种结构。这些要素共同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文化意义，而这一文化意义超越于任何单独的要素之上[5]。有趣的是，虽然结构主义人类学长期以来被奉为经典社会理论，但由于其过于抽象，即使是列维-斯特劳斯自己亦不能清楚的解释具体是怎样的要素，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形成怎样的文化整体[6]。这事实上也呼应了结构主义分析中普遍为学者所批判的一个难题，即对于要素之间的关联，以及结构本身的合理性的理解，往往带有研究者明显的主观判断，而缺乏对于社会现实与历史背景的深入分析。 在这一背景下，以法语哲学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家，开始尝试深化结构主义的视角，以进一步提升其解释力。需要指出的是，后结构主义并不否定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存在，因此后结构主义并非对结构主义的颠覆，而是对其分析视角的补充与修订。事实上，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法语世界的知名学者在其研究之中都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视角并用的。但与结构主义观点不同的是，后结构主义哲学家虽然承认社会与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但并不关心这些要素是否可以形成一个超然的、普世性的整体意义。相反，后结构主义认为，社会与文化过程本身即蕴藏在结构的要素之中、蕴藏在丰富与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后结构主义的任务，即是分析这些联系本身如何生产社会关系与建构文化意义。在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之中，有两大基本的观点值得关注。首先，后结构主义坚持解构的观点，即否认结构主义中的二元对立。结构主义往往将一组对立的概念作为基本的结构进行分析，这一对立结构中的两个元素，分别代表社会现实的不同侧面，而其中的一个侧面往往被认为具有更加关键的意义。以文章稍后将详细介绍的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这一二元结构为例，在传统的康德哲学与笛卡尔哲学中，社会关系被认为是更关键的维度，而空间关系仅仅是社会关系被动的容器与载体。但列斐伏尔明确指出，空间关系是由社会关系所生产的，而空间关系的形成本身亦是维持社会关系的不可或缺的维度(详见下文的论述与文献[49])。 又如，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使用精神分析的视角，探讨了社会成员对某些行为或属性的“贱斥”(abjection)心理。她认为社会排斥的产生是因为“我者”将内心对于某些行为或特质的厌恶投射到他人，建构了“他者”的文化形象[7]。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者”身份的建构，对于明确“我者”的身份认同有着关键的作用。“我者”和“他者”不是并列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因此，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后结构主义的关键是分析社会结构中不同要素之间相互建构与相互生产的关系，从而探讨更加多元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的形成过程[8，9]。 第二，在后结构主义的视角之下，任何社会主体的属性、身份以及认同都不是先验的、僵化的或一成不变的，亦不存在一个固化的概念与知识的体系去先验性地定义身份的社会与文化意义。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传统身份认同理论的批判。例如，早期的精神分析视角认为，人在幼年阶段通过复杂的俄狄浦斯(Oedipus)过程，形成人生中最重要的认同区分，即认清子、父、母的不同角色，并建立不同角色之间基本的社会关系(众所周知，在弗洛伊德笔下，这种关系体现为儿子的恋母仇父情结；而雅克·拉康则认为幼儿通过和母亲的身份区分认清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别)[10，11]。这一身份模型虽然区分了“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差异，但是对身份与社会角色的理解则显得较为单一与僵化。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心理学中有关个人以及群体认同的理论，也往往将身份看作是一系列僵化的意涵或定义的集合，似乎有着不言自明的社会与文化意义。例如，在早期的文化研究中，女性与黑人往往被自然地看作是定义明确，且内部同质的群体。而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复杂的社会过程对于身份意涵的重构过程则被研究所忽视[12]。与传统理论相反，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费列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将人的身份认同想象为无穷多的平面的交汇，认同的意义根植于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它可以向无数的方向延伸，而认同的可能性亦是无边无际的[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