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3-04-01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3)02-0001-06 1 引言 近40年来，人类空间行为及其与所处系统的经济、社会等因素间的互动关系受到地理学家的普遍关注[1，2]。时间地理学作为一种表现并解释时空间过程中人类空间行为与客观制约之间关系的方法论[3]，从过程导向的视角通过“制约”、“时空间”、“路径”等概念，为理解时空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空间行为的结构性影响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方法[2]，极大地推动了空间行为研究的发展。而近年来人类空间行为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人的生活行为经历，关注空间行为与实体空间和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4]。在这样的背景下，时间地理学需要引入新的视角重新思考对于个体空间行为的理解。 2 再思时间地理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体行为时空数据采集技术的发展和GIS的三维可视化和地理计算能力的突破，为应用时间地理学框架分析大规模人类行为模式提供了技术支持，推动了时间地理学的新发展趋势[2，5]。一方面，时间地理学与GIS结合，逐渐从个体时空间制约的概念框架走向测度和模拟的工具化[2，6]，大规模时空数据的空间分析越来越将人汇总到群体层面。另一方面，时间地理学重视24小时的日常行为研究，将时间路径的概念限定在日路径框架内[2]，相对缩小了哈格斯特朗最初的生命路径的意义。日路径研究更加致力于理解日常生活中空间的重要性，检验时空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于特定区位人类活动模式的联合效应[2]。但是，这些研究对行为的社会结构性影响解释不力，对长期行为的研究相对不足，对差异性的典型个体的分析相对不足。而当前，人类空间行为本身越来越呈现出差异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个体的生活经历及其背后的社会意义越来越成为理解人类空间行为的又一关键，因此，重新思考时间地理学中的关键理论问题尤为重要。 2.1 制约与能动性 时间地理学强调人本身的制约以及围绕人的外部客观条件，用“时空棱柱”表达能力制约，“活动束”表现组合制约，“领地”代表权威制约，认为制约限定下的自由选择很少，因此，阐明个体的制约条件及其来源与机制，比关注选择更有意义。时间地理学中制约的内涵十分广泛，“时空棱柱”、“活动束”、“领地”的多维组合反映了个体在时空之中受到的物质、法律、经济及政治壁垒[7]。但是，由于对人与物质实体相互依赖所形成的社会结果未给予充分的重视[8]，同时也由于空间分析方法对于社会因素的表现不足[9]，大部分实证研究中对于制约的考虑往往限于空间区位和物质实体的空间影响，偏重于能力制约，没有很好地理解个体社会角色的形成与表现机制[10]，对权威制约和组合制约的分析明显不够。而长期时间尺度下，社会制度与关系网络等非空间制约对于行为的影响更加显著，空间的制约也会随时间而变化，但这些并没有充分纳入到时间地理学的研究之中。 其实，时间地理学强调制约的传统在20世纪70年代就受到了批判。哈维、吉登斯等认为，时间地理学过于强调基于欧几里得空间和牛顿绝对时间的制约，而忽视了权力、能动性等关键问题[8，11]。面对质疑，哈格斯特朗逐渐转向对时空间中生活关联性的思考[10]，转向探索制约下的能动性。他指出，时空路径是制约和企划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们为了实现企划就需要利用有限的时空资源来克服制约。企划受现象的当时当地性与地方关联性的影响[8]，人们通过创造和再创造地方秩序的空间(pocket of local order)来完成既定企划，以防止外界干扰对于特定行为的破坏性影响[12，13]。地方秩序的空间是促进活动执行的物质客体和规则系统组成的景观，例如家[12]。另外，面对批判，时间地理学引入情感、愿望、信仰、价值[14]作为地理空间时间的组成部分[15]，运用地理叙事的方法通过时空路径来表现和分析行为者的心理感受、环境评价等[9]。 但是，时间地理学将个人独立于社会场景之外它所追加的能动性只表现为以实现“企划”为目的的存在[11]。实际上，能动性不仅包括意识、意愿和感觉，还应至少包括实施某项行为的能力和实际行动[11]。而哈格斯特朗认为，社会由高度制度化的力量和活动系统组成，而与系统的个体无关[7]。社会结构先于个体而存在，个体只能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来适应或者克服制约，但是很难改变制约本身。虽然为了实现企划，个体需要运用权力来控制资源并建立和协调地方秩序的空间，但是这种空间中的人、物和资源的连接方式是由制约设定的，而与个人的能力无关[13]。正是时间地理学这种对于能动性的基本认识忽视了个体能够改变社会的能力。 2.2 行为的长期性 时间地理学意图表明事物的可变性和动态性[13]，并在不同时间维度上加以描述和分析[16]，解释微观个体行为背后的时空情境性和影响机制。但是，时间地理学发展表现出短期行为研究与长期行为研究的极不平衡。 长期行为一直是时间地理学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哈格斯特朗认为，将各种生命事件单独分析是存在缺陷的，需要将个人看作是一生中受到同步性或者序列性制约的生命时间整体，用情景的视角在时空间中研究人与周围环境中的其他人、物体、材料、领地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17]。在长期行为中，领地作为一种用来保证秩序和人类行为可预测性的社会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既包括实体空间单元，也包括由权利和义务关系通过契约衍生出来的生活地位(livelihood position)。有限的空间和位置会限制个人的选择，导致个人需要根据进入和停留的规则在领地组成的结构廊道中协调生命路径的轨迹[17]。而个体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其他人和物也会在时空间中形成不间断的路径网络[8，18]，从而形成对变化的组合制约。如此一来，长期行为的分析中理应更加注重社会制约，以理解社会制度变化对个体的影响。但是，时间地理学对于领地、制度等社会建构的历史变化并没有深刻的考量，过于强调了时空情境性的作用，但没有充分考虑社会建构的累积影响。并且，在实证研究方面，只有少量学者使用人口数据[7]、调查问卷和访谈[19]、传记[20]等分析了个体的长期行为。长期空间行为研究相对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数据获取的难度大、成本高[17]、时空间信息准确性差、难以用时空路径准确表达等[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