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德·古贝维尔(Gilles de Gouberville,1521～1578年)是法国诺曼底科坦登(Cotentin)瓦洛涅(Valognes)地区的一个小佩剑贵族，梅尼尔(Mesnil)和古贝维尔的庄园主，同时也是国王的水流和森林代理人(lieutenant des eaux et forêts)。他给我们留下了从1549年至1562年共计13年的日记①，向我们展示了该地区在法国中世纪晚期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图景，其中有不少涉及游戏的内容。研究他的日记，对于了解游戏在当时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状况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现代学者对这些日记的最早研究，是凯瑟琳·费登于193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古代法国的庄园生活(1549～1562)》②，其中有一章专门研究游戏。不过，此书基本上是从现代的视角去看待其研究对象，而且在处理原始材料时有许多偏差和错误。1981年，法国学者马德莱娜·富瓦西出版了一部名为《古贝维尔老爷》的专著③，采用新的史学方法，从地理环境、时间节奏、生活轨迹、人际交往、自我认知等角度对古贝维尔老爷的日常生活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遗憾的是该书对游戏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此外，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在《法国农民史(1450～1660)》中也有一个部分专门讨论古贝维尔老爷的日记④。 对于16世纪游戏史研究来说，苏联学者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上，这也是本文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巴赫金在《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⑤一书中，凭借其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对中世纪欧洲的民间诙谐文化作出了前所未有的独到阐释，对东西方的文化研究均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巴赫金的理论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最根本的问题正如凌建侯在《史学视野中的巴赫金狂欢理论》⑥一文所指出的，18世纪的狂欢节与13～16世纪的狂欢节有着很大的差异，而巴赫金的分析脱离了中世纪的整个文化语境。在苏联现实的政治事实和社会事实的影响下，巴赫金把中世纪的官方(包括教会的和世俗的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截然对立起来，同时又把民间生活分割成官方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严肃、刻板的日常生活与节庆游戏(诙谐)生活的截然对立。彼得·柏克等人主张的“颠倒的世界”及由此引出的“安全阀”理论也基本上是类似的看法⑦。根据这一划分，似乎中世纪的人都生活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下，并且两种生活之间有着明晰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但西方文化史的最新研究⑧表明，上述明晰的对立并不存在。而且，在近代以前，法国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共享着同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生活方式、品味和信仰在内，文化的阶级差别到16世纪末才逐渐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深入具体的历史语境，重新审视巴赫金的立论基础，即拉伯雷时代人们真实的日常生活世界。在这方面，16世纪中叶诺曼底的古贝维尔老爷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的契机。因此，本文将尝试进入古贝维尔老爷的日常生活世界，探讨游戏在其生活中的地位，剖析它们的开放性、仪式性、群体性等诸多不同于现代游戏的特征以及它们所反映的诸多生活观念，进而探究造成这些特征的社会—历史因素。 一 游戏仪式与群体关系 古贝维尔老爷记录的游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节庆游戏和日常游戏。节庆游戏是指基本上只发生在节庆场合的游戏，它们往往具有明显的宗教仪式意味。但是，许多日常游戏同样有着特殊的仪式内涵。研究中世纪队列仪式的学者指出，这种仪式传达的信息是全体参与者共享对同一个目标的承诺；它不仅反映社会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同时还创造这些关系和承诺⑨。这一判断也适用于本文所探讨的游戏仪式。这句话主要包含了三重含义：首先，全体成员的参与性，这是基本前提；其次，全体成员通过仪式确认对共同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认同；最后，在参与的过程中，全体成员又在创造和更新这种认同。这些都是中世纪游戏区别于现代游戏的重要特征。 日记记录的节日之多是今天无法想象的。不过，每年的记录不尽相同，其中1549年至1551年分别为56天、49天和64天。许多节日都与游戏密不可分，甚至游戏本身就是节庆的信仰仪式。1月6日三王节游戏的仪式特征最为明显。1月5日即三王节前夜，古贝维尔老爷只要在梅尼尔庄园，就都会提到是谁从哪里捎来节日蛋糕，通常还会说明是谁当了“国王”。选举“国王”不是三王节特有的游戏内容，但它的形式却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古贝维尔老爷对选举的细节不置一辞，但其他材料提供了宝贵的参照。根据习俗，人们一般是在节日蛋糕里面放一颗蚕豆，吃到这颗蚕豆的人即是“国王”。15世纪下半叶一部历书的插画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场景⑩。在右上角的小方格中，众人聚集在室内的一张桌子旁边，其中一人手持蛋糕。一个小孩躲在桌子底下，这样他就看不见分配蛋糕的情形，以防止作弊。大人切开一块蛋糕，问：这块给谁？小孩随意报出一个人的名字。如果此人吃到蚕豆，那他(她)就是“国王(或女王)”。古贝维尔老爷的日记证实这一游戏仪式的开放性，因为当选为“国王”的既有主人，也有宾客、仆人和小孩。1560年三王节这天，古贝维尔老爷还在一座教堂附近看到当地人正在举行节日游行。前面那部历书也描绘了这一场面：昨晚选出来的“女王”头戴王冠，由众人簇拥着在城内游行。随从有男有女，有成人有小孩。两名男子在后面托着她的裙摆，前面还有三个男子吹号迎接。左上角的窗口里还有三个人在观看(11)。古贝维尔老爷看到的应该就是这类游行仪式。它可能像其他时候一样从教堂出发，然后在整个社区巡游。从仪式的意义来说，选举“国王”代表基督的诞生。各个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在这一天都获得同等的机会，则带有预演末日审判的意味。在有关“国王”身份的记录中，1558年的情况最为特殊：“上帝当了国王。”从语境上推测，当选为“国王”的应是古贝维尔老爷本人。我们由此可以隐约窥见选举“国王”这一游戏仪式背后的宗教伦理：“国王”虽然是“民选”的，但却是由运气决定的，而决定运气的是上帝(12)。这就使选举仪式被赋予了“拣选”的含义。翌日在室外进行的游行仪式具有更明显的公众性或开放性，象征着基督及其随从巡视其所统辖的宇宙，沿途的人和物都在扮演特定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