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美国人莫尔斯(Samuel F.B.Morse)拍发人类历史上第一封电报，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了电信传播的新时代。该技术的出现大大加强了信息传播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影响。如麦克卢汉所言：“由于电力媒介的作用，他们现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正如我们与他们的生活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一样。这是忧虑的时代，因为电力技术的内爆迫使人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它完全不顾及个人的任何‘观点’。”①电信技术的出现使得国际交往更加密切，它在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时，也在构建一个国际秩序的共同体。 近年来，近代中国的“国际化”问题已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但多侧重于研究对外关系领域中的某些历史事件，却忽略了对晚清民国政府在国际宣传方面的深入研究。②事实上，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府重视国际宣传意味着对自身国际形象的重视，是国家认同意识增强的重要体现，探讨此一问题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复杂遭遇。本文拟探讨的问题是，电信如何影响清末民初的中国对外交往方式，以及当时的国际宣传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的。 一、清末电信“缩小时空”与对外宣传的初步尝试 新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社会秩序。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催逼下，晚清政府开始缓慢地接受电报这一新技术，如总理衙门指出，“其意倡于俄，而英法继之，一国扬其波，众国遂随其流”。③1877年6月，北洋大臣李鸿章创办中国第一条电报线——津衙线。④其后，电报通信逐步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1883年11月，赫德在给同僚金登干的信中指出，晚清政府引进电报等新事物，“虽然有些像在破烂的外表上打上补丁，但它们总有一天会伸向内部，一旦到达那里，它们就会获得新生命，并且像酵母那样再向外发酵，从而改变广大群众的性格，产生出前途雄伟的中华”。⑤晚清国人也是按照这种新的传播方式理解外部世界。当电报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时，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也就隐然形成了。如何伟亚所言，“欧美人1900年所思考的和所要对之发挥作用的中国，已经不是额尔金勋爵1860年曾经思考过的那个中国了。中国并不仅仅是内部发生了变化，而且通过19世纪下半叶不断进行的文书工作，对于19世纪末的外国观察者们来说，中国这一名称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一整套完全不同的客观‘事实’了”。⑥ 晚清电信网络的国际化既是一种国际通信技术的必然合作，也是中外电信主权交涉妥协的结果。当时通往海外的电信主权由列强控制，清政府所控制的只是陆线。自19世纪60年代起，列强就不断要求在中国架设陆线，但遭到清政府的坚决抵制。1867年5月22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给国务卿苏华德(Seward,William Henry)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在中国安置陆线，一时无望，便向中方提出：美国公司计划从广州开始，沿海岸设置海底电线。”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认为：“至于重洋大海之中，外国自行其法，则固中国力所不能禁止者也。”⑧以英、俄、法、美、丹为代表的西方列强不断地向清政府提出在华建设电报线，其中在中国的外洋通信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则是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和英国大东电报公司。早在1871年，大北电报公司便架设了上海至长崎海线，此线可通海参崴，并与俄国西伯利亚陆线连接，通达欧洲，时称“北线”；上海至香港海线，此线从香港到新加坡、槟榔屿，仍达欧洲。⑨这两条海线与中国陆线联通，成为晚清电信网络国际化的重要干线。 到19世纪90年代，电信网络已基本覆盖了中国的主要省区。⑩这一陆线电信网络为晚清政府加强对各地的公文信息的传递与控制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同时，晚清电信的国际化对清末外交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催生了新的外交文书——“电奏”。(11) 技术无国界，晚清驻外公使是较早地应用电报与清廷进行联络的，他们是最早接触和利用电报的群体，在引进西学和西技方面，属于开风气之先者。驻外公使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间使用电报通信，虽然是寻常“事件”，实际上却在慢慢地改变清廷的对外观念，这是近代中国外交领域中信息国际化的重要开端。颇值一提的是，近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是把电报通信技术引进到外交通信中的先驱。在1878年曾纪泽出使欧洲之前，其前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呈给清廷的奏报，或用“公牍”，或用“信函”寄回国内，费时甚久。(12)1878年10月4日，曾纪泽拜见李鸿章，李对曾言：“电报书宜以西字为主”，并建议曾“别制一册，以通密件”；他还另外制作了电报密码暗号，交给李鸿章，两人“面谈用法良久”。(13)1880年6月8日，曾纪泽特意将发报工具书《电句集锦》分别寄给北洋大臣李鸿章、驻日公使何如璋、驻美公使陈兰彬和驻德公使李凤苞，供其使用；同年9月14日，他试用《电句集锦》发电给总理衙门，所发电文是摘录的俄国外交部照会。(14)在此期间，曾纪泽为便于和清廷沟通，开始尝试使用“电奏”。1881年2月16日，他在上《改订俄约办事艰难情形疏》中写道：“我皇上因俄事日迫，意在转圜，一切情形，许臣由电径达总理衙门代奏请旨，已属破格施恩。”(15)其后，随着清廷内忧外患的加剧，电奏逐渐成为政府官僚系统内部的主要的新型文书形式。 晚清电信的国际化对清末外交的另一重要影响，就是促使清廷朝野有识之士效法西方，创办通讯社，利用其舆论宣传功能为政府外交服务。通讯社源于西方，最早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20世纪初被引进中国。据考证，最早的国人自办通讯社是1904年在广州创立的“中兴通讯社”，而第一家海外通讯社则是1909年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的“远东通讯社”。(16)远东通讯社成立的目的是“专为外交而设”，并且由清政府的驻外使臣和随员主持，但对外却由王慕陶以私人名义出面创办，以便“将来与他国有抵触之处，亦不至牵及政府”。(17)在经费方面，远东通讯社获得清朝外务部、邮传部以及四川、广东、湖北、吉林、黑龙江、浙江等各省开明督抚的资助，其中袁世凯、端方、熊希龄、汪大燮、李盛铎等达官显贵给予的支持尤著。(18)此外，汪康年、黄远生、雷奋、陈景寒等清末著名报人负责通讯社的国内通信业务，比利时人窦米茫为通讯社在布鲁塞尔的总书记。(19)远东通讯社成立后，注重向欧洲各国宣传中国事件的真相，“欧美各报登载中国事件，几十倍于前”。(20)后因经费无着，远东通讯社勉强维持到1911年，而中道夭折。虽然为时不久，但远东通讯社所具有的官民两重背景，显示出清末一部分开明官绅已经有了相当强烈的国际观念和民族国家观念，如王慕陶所言，“弟之提倡全出于爱国，但在求做事，并于国有益，他无所歆羡”。(21)苦心经营远东通讯社的王慕陶、汪康年、熊希龄等人利用现代电信技术手段向国内外传递最新的讯息。尤其是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通商口岸，人们利用电报构建一个现代化的信息共同体，民族国家观念在其中广为传播，并促使“新国家”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