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资料表明，创设于山东登州(今蓬莱市)的文会馆，从时间上说，无可争辩地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然而，与这所大学相关的一些重要史事，因种种缘由所致，学界至今认定仍多有牴牾，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带来了诸多困惑乃至误解。历史的真谛在于真实，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则是尽可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文会馆名称问题 创始于山东登州的文会馆，学界一般称为“登州文会馆”，但这一称谓并不准确，随着新资料的公开发布，不免为研究者带来一些困惑。为减少困惑，有必要予以简要说明。 从目前见到的晚清和民初中、英文文献中关于文会馆称谓来看，比较正规的至少有以下几种可靠资料记述的多种说法： 1.登郡文会馆、文会学馆、登郡文会学馆，见1891年上海美华书馆刊行的《登郡文会馆典章》。美华书馆是美国长老会创办的出版机构，出版这份典章，显然是文会馆和美国长老会出于宣传的考虑，具有广而告之的性质。典章开宗明义称文会馆为“登郡文会学馆”，指明这是一所学校；阐明之所以要创办这样一所学校，“原欲学者洞悉各种要学，借以鼓舞后生，振兴学校，而为利世有用之士也”。而“文会学馆之所以为名者，因此馆将天下至要之学会聚于兹，取以文会友之意也”①。 在中国印刷品竖排版时代，典章封页“登郡”二字为小字横排，“文会馆典章”为大字竖排，其意指很明显：“登郡”为该学馆所在地，“文会馆”为学馆名称。典章正文中的“登郡”自然也是表明学馆所在地，而正文中的“文会学馆”与封页上的“文会馆”一字之差，则一如今天之某某大学，实乃某某大学校之简称和习称。因此，文会馆和其所属长老会公开印行的狄考文创办的这所学校的名称是“文会馆”，“登郡”是文会馆的所在地。 2.文会馆、山东文会馆、山东登州文会馆，见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该志书的作者为文会馆毕业生，他们编纂这部志书源于文会馆1904年迁址潍县，与英国浸礼会的广德书院大学班合并重组，使原本是“中国第一所基督教大学”的文会馆“作为独立的教育机构身份消失了”②。为了留住一份“虔敬”的“记忆”，一些学生大致在文会馆迁址潍县后即酝酿编纂一部关于文会馆的志书，经“数年”多方努力才终于得偿所愿③。该志书的书名即指明了文会馆的名称，但正文中又有“山东文会馆”称谓④，书的目录和每一页页眉则明确标有“山东登州文会馆”字样。 显然，文会馆学生编纂的自己学校的志书也明确告诉人们，狄考文创办的这所学校的名称是“文会馆”，行文中的“山东文会馆”和目录以及志书页眉上的“山东登州文会馆”中的“山东”或“山东登州”字样，都是旨在说明这所学校的所在地是在山东登州。 3.山东书院，见费丹尼著《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这个名称源于美国长老会山东差会1881年2月14日寄信美国差会本部，“正式请求将狄考文博士创建和培育了近20年的登州文会馆更名”。申请书所附的“计划”，将狄考文在登州创办的学堂更名为“山东书院”——The College of Shantung⑤，因此此后海外人士的英文文献或著述中遂有称登州文会馆为The College of Shantung，或Shantung College，即“山东书院”者。应该指出的是，“山东书院”这一英文汉译名称，一方面汉译是可以商榷的，另一方面则汉译名称本身并没有流传开来，为人们广泛使用，而仅仅是英文申请书中所附的“计划”中的称谓，事实上不具有实际名称意义。 4.登州府学馆——The Teng Chow Fu College，见《美国长老会山东差会工作纪实》⑥。这份1913年刊行的工作“纪实”资料标明是“第二版”，其所记载的名称虽然英文写法与上述流行的“登郡文会馆”、或“登郡文会学馆”略有不同，但其实际中文含义完全一致。 综上可见，登州文会馆，本名“文会馆”，即“文会学馆”之简称；“登州”、“登郡”、“登州府”、“山东”、“山东登州”等都是标示文会馆设在晚清时期的山东登州，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设在中国山东登州的“文会馆”，在当时中国“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是以在登州本地和文会馆的学生那里的学校名称就是“文会学馆”，简称“文会馆”，无须像今天这样由于各种大学各地都很普遍，要加地名以示区别。至于英文在提到这所学堂时，总是连同地名一起冠名，且大多难以拆分，那是在更为广大的范围内针对外人表述的需要，并非是这所学校的真实名称。事实上，中文在大范围广为宣传时，有时也冠以地名，如“登郡文会馆”、“山东文会馆”、“山东登州文会馆”等。今天我们在提到这所学校时，为了清楚而明白无误地标明所指，称其为“登州文会馆”是可以的，且已基本约定俗成了。但约定俗成不等于原本如此，在引用文献资料或特别场合提到学校名称时，还是应该称“文会馆”，如《文会馆志》不能改写为《登州文会馆志》。而论说文会馆的具体问题时，仅写“文会馆”就很清楚了，非写成“登州文会馆”则既不准确也显得多费笔墨了。 二 文会馆主管称谓 关于文会馆主管的称谓，大多数研究者由于没有看到较早的原始资料，或看到了部分原始资料而没有仔细审读推敲，以致借错而错。一般涉及文会馆研究者自不必说，台湾著名学者(也是研究山东问题的大家)张玉法先生在其所著《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一书中即称文会馆主管为“监督”，谓“1900年，袁世凯就在省城创设大学堂，聘美人赫士(Rev.W.M.Hays,D.D，登州文会馆第二任监督)为总教习，次年正式开办”⑦。周霞在较早发表的《袁世凯与山东近代化》一文中又援引张玉法先生的论说⑧，从而给人以文会馆主管确实就称“监督”的印象。时至今日，几乎所有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著或通俗文章，都称文会馆主管为“监督”，这实在是对文会馆历史知之不详或未仔细审读推敲史料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