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立经济特科，建议朝廷在变通书院添设学堂之余，能破常格以专科召举普天下熟谙新学的英俊，不拘已仕未仕，一经录用，皆比于正途出身擢拔升迁，不得畸轻畸重。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1898年1月27日)总理衙门会同礼部核议后拟定了具体章程，并提议加设针对“各学堂高等生监”的经济岁举作为常科，于乡会试另立一榜。①此议立即获得了光绪皇帝的批准。在随后的“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代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拟废八股之折，在附片中复议此事，附议浙江巡抚廖寿丰的主张，强调经济特科应与岁举有所区别，当侧重选拔通“古今掌故内政外交公法律例之通才”，而非“工匠”之材。至于各科专才，只需饬下各督抚“速立学堂教授，然后选用为教习”，不必非要“擢以任官”。②五月十二日(6月30日)，康有为又授意门人梁启超代宋伯鲁拟奏，要求将经济岁举并入正科。其称，当今人才缺乏，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知；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亦茫然不解”。经济岁举仅为官办新式学堂及某些书院学生提供了一条登进之途，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天下读书人“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的问题。若能将正科与经济岁举合并，皆试策论，则能“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③ 清廷内外这些围绕开设经济科、举的讨论，从总体看来似无重大分歧，实际侧重点却各有不同。总理衙门关心的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问题，即如何为自咸丰十一年(1861)以来，在京及各省官办洋务学堂的学生们谋求“正途”出身。而严修、廖寿丰及康、梁等人却意不在此。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为破格拔擢所谓“通才”④铺路，又因要与洋务“专才”竞争，更强调其会通“中、西”两学之诉求，进而要求将新学全面注入“正途”科考，这就开启了将“新学”正式引向广大正途士子之端。 此前三十多年，自京师同文馆创立之初，包括恭亲王奕在内的洋务官员就开始设法为各学堂学生们谋求“正途”出身，却举步维艰。学生们经过考校淘汰，能够被择优送入各相关衙门，从事与洋务有关工作者并不多。至于一些在民间书院修习新学者，除了通过考课赚取膏火作为立身之资外，惟引颈盼望于偏重时务的国家优拔考试。但这条荣途却极为狭窄，于是，想要谋进的学生只能转而寄希望于肄业后获得参加普通乡试的资格，加入所谓“正途”。在清廷正式废八股之前，天下读书人中沿“正途”而进的人数要远超学堂书院学生。至1905年废科举时，各省合计举、贡人数不下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⑤到19世纪末，政府学堂虽已教授新学三十多年，知识却始终集中于少数康、梁所谓“工匠之材”的洋务专才身上，而无法引起全国数十万生员的兴趣。因此，独重八股制艺楷法的科举制度在“学堂出身”者与广大正途生员间造成了知识的鸿沟。 这道鸿沟在1902年终于开始弥合了。自光绪壬寅(1902)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各省乡试起到废科举前的最后一科会试光绪甲辰(1904)科止，全国乡、会各试均废除八股文体，将中国政治史事论与各国政治艺学策提到重要的第一、二场，爰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⑥，而必须依赖政府为其广筹出路。“正途”中生员未入学堂而年力尚壮者则不得不掉过头来研习新学。一时间新、旧之门户顿化，中、西之界限皆泯，全都拜赐于科举这根指挥棒。 化解新旧门户的动力虽得自于科举内容的逐步变化，而具体向素习帖括之学的广大“正途”士子在短期内迅速引渡所谓“新知”的，却另有特殊津梁。这就是晚清逐步出现的大量新学选本。其所以为“选”本，实际上乃是因为它的目标十分明确，即为读书人射策参考之用。所不同者，唯所射之策究竟是洋务学堂的课艺策论，还是加试经古场的策问，抑或是清末科举改制后天下考生共同面对的乡会场中之“政治艺学策”。 同治十年(1871)，院试正场之前的经古场添设了算术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试时务，新学与时务策论在科举考试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虽是可供选择的支流，然此涓涓细流亦可由于某些学政的重视而在第一级考试中受到瞩目。1898年朝廷应严修之议颁下设经济特科及岁举的谕旨，后来虽因戊戌政变而受挫，但在谕旨颁发前后，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各地闻风有所行动的书商着实不少。到1902年科举改制切实施行时，上海等口岸城市的书坊早就已将滞销的《文料触机》换成了《时务通考》等畅销新书，新学选本遂铺天盖地成为书商牟利、士人干禄的枕中鸿宝。 清末数十年间出现的大量新学选本，因为其帮助射策的目标而受科举政策变化影响极大，其编选宗旨、分类准则皆围绕科举改制的标杆而动。而客观上，广大正途士人由于考期紧迫或地处僻远等种种原因，往往不能像早前的学堂出身者那样通过读西书西报来获得新知。众多新学选本除了帮助射策而外，事实上成了向广大正途士人引渡新知的特殊津梁。 对于知识史而言，清末出现的这种现象十分值得讨论，因为它构成了中国近代知识创制图景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这批射策选本将早前教会及洋务机关通过办报译书、学堂教授而在本土逐渐建立起来的所谓“西学”，以策问、章奏、论述范文等体裁重新加以呈现，以便读者应付考试。这种剪裁知识的特殊方式，对清末举国数十万正途士人产生的影响值得认真估计，其本身亦是构成清末知识流通、消费与再生产诸环节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