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3)04-0058-13 一、几句题外的话 说起来，笔者与宗方小太郎文书有一点特别的渊源。2008年，在博士研究生阶段，笔者曾赴东京大学访问，当时给自己设定的一个访学目标，就是努力搜寻晚清旅华日本人存世的相关书信、日记等资料。众所周知，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关系紧密，研究中国史，尤其是近代史，藏在日本的中文图册以及用日语文献形式留存的史料，绝不容忽视。上世纪80年代，汤志钧、杨天石两先生开拓性地在日本图书馆与学术机关展开“访史”工作，并且大有斩获，毕永年《诡谋直纪》等新发现对晚清政治史研究有实际推动之功。稍后，李吉奎、桑兵、廖梅、茅海建、郑匡民、夏晓虹等学者，在各自领域都特别注意日本所藏资料的追踪利用，在文献互补、重建史实方面，做了很好的示范。近年来，孔祥吉先生与村田雄二郎先生合作，推出多部中日关系史力作，更将对日语文献中近代史料的发掘推上新高度。不过，尽管如此，相对于日本所存中国近代史料的实际总量，目前的研究可能还只是挖掘了宝库的一个角落。笔者有意追随研究先进的脚步，继续这方面的探索。根据自己的问题和兴趣取向，当时计划研究的对象锁定为晚清曾活跃于中国，或在中日关系史上起过特别作用的一些人物，包括近卫笃麿、根津一、佐佐友房、宗方小太郎、井上雅二、井手三郎、白岩龙平、福岛安正、宇都宫太郎、小田切万寿之助等。宗方小太郎①即其中颇具分量的一人。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东京大学法学部等处，笔者查阅了“宗方小太郎关系文书”及相关研究文献，在顺着这些线索爬梳的过程中，却意外地发现：有关宗方资料的一大部分竟藏在中国国内，具体地点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历史所”)。而不久后，笔者从学校毕业，恰有幸进入这一单位，成为其研究人员的一分子，有了近距离接触宗方文书的便利条件。尽管已有了心理准备，但对本所藏宗方文书摸底后，其文献数量之庞大、所涉内容之广泛，仍让笔者感到惊讶。两年多来，笔者曾利用宗方日记，对若干晚清政治史问题做过零星考证②，但总体研究进展非常缓慢，这当然与自己语言能力不足、研究精力不够集中有关系。本文尚谈不上对宗方的专题性研究，此处也不拟就一些个案具体展开，只能说以宗方文书为对象，作一粗浅的札记性质的报告，内容侧重于相关文献的梳理和介绍，在此基础上对可能的研究面向，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二、史料与研究：宗方相关文献述略 (一)宗方文书的流转与保存状况 自1884年首度赴华，至1923年在沪病逝，宗方小太郎在华活跃了将近四十年，其留下数量惊人的报告书、日记、书信、诗稿、考察纪行等文书资料，后来被一般统称为“宗方小太郎关系文书”。有意思的是，这一大宗资料现被一分为二，分别存于日本东京、中国上海两地，而后者即上海历史所收藏部分，还占了其中的大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事情还要追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宗方小太郎去世后，相关资料被其夫人宗方由起子全部带回东京。1939年，宗方弟子、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生、东方通讯社社长波多博为了编写宗方传记，又从宗方遗属手中借用了大批资料，带到他当时活动的据点上海。原计划将写完的传记及日记等资料汇编成书，公开出版，但因外部变化，不得不中途告停。他后来回忆说： 昭和十三年(1938)左右，我与海军方面谈及撰写先生传记的想法，海军省为了先生的关系，极愿大力协助，为预备作传，提供全部纸张及其它物资，由上海印刷会社亦予以配合……正在着手之际，东京方面也送来了相关资料，遭遇战败，日本投降，一切无能为力了。已完成近千页的传记原稿，无法带走，此时海军也无法为力。如此海量的重要资料，包括先生的日记、汉诗等等，只能留在了中国，真是遗憾。③ 1945年日本战败，波多博被引渡回国，这批文书及宗方传记草稿为上海当局没收。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中日恢复邦交，宗方小太郎的女婿宗方丈夫还想方设法寻找这批资料，甚至通过原《朝日新闻》社长长谷部忠的关系，拜托郭沫若调查其下落，但也没有结果④。宗方后人一度失望地认为，这部分文书已永久散失，不复存于霄壤间。 留在中国的宗方文书，一开始并未得到妥善保存，而是流散到了社会上。1957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身)年子敏先生在苏州旧书肆发现了这批资料，并将它购回收藏⑤。当初购回时，文书已经全部打乱，只是混杂堆放在一起，后经整理、分类，装订为24册，包括：(1)日记10册；(2)报告3册；(3)事略资料2册；(4)诗稿1册；(5)著作及杂记1册；(6)书籍1册；(7)书信1册；(8)北支那漫游记1册；(9)照片3册；(10)条幅1册。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图书资料室所见的宗方文书的基本样貌(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