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13)05-0062-09 21世纪初，有学者研究了戊戌变法的宗教改革，指出“宗教”和“迷信”两词均采自日本，用于表达那时中国话语中本不存在的西方概念，而两词的流行均与梁启超相关[1](P320)。随后，国内相关文章也集中讨论了宗教迷信话语的启蒙思想背景，尤其是梁启超的影响，有的也注意到其与五四新文化的关联①。与此同时，少数研究者则注意到宗教、迷信二词的更早起源。有的提到，“‘宗’‘教’二字连缀成词，并非日本传统词汇所独有”，从六朝到唐、宋，佛门相关的典籍里“宗教”一词几成习语。日本学者以“宗教”来对应西文“religion”，也是几经磨合，直至1884年才有定谳[2]。有的文章考察了明末至19世纪的基督教背景，指出西方传教士及奉教士大夫对于中国传统“正祀”和“淫祀”，除儒家之外均目为“迷信”而力辟之[3]。 笔者认为，近代宗教迷信话语成因复杂，既有士大夫的思想传统，又有西方文化背景，更有权力干预的直接作用。“宗教”、“迷信”均为古词而在近代赋予了新义，其现代语义虽受日语影响，却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并且，精英人物运用该词时，即使同一党派，其内涵也时有差异。戊戌之际的庙产兴学沿袭了禁毁淫祀的传统，社会实效不大。戊戌至“五四”的启蒙思潮也并非建构宗教迷信话语的关键因素。在近代中国，究竟何为“宗教”，何为“迷信”，根本上不是由精英思想来界定的。杜赞奇曾将宗教的等级制度、信仰、网络、教义及仪式看做是构成“权力的文化网络”要素，论述了华北农村的四种宗教组织[4](P111—122)。本文主要从历史过程中研究精英思想、国家权力和民间信仰的复杂关系，剖析宗教迷信话语的根本成因，进而认识政治权力如何转化为文化秩序。 清末启蒙思想家的观念 在历史上，除了儒学常居正统之外，佛、道二教与封建朝廷的关系则沉浮不定。民间多神信仰的正邪之分、正祀淫祀之别更是变幻莫测，往往随帝王的好恶、与皇朝的渊源关系而定。至近代，宗教话语的建构又与西教东渐分不开。明末清初，有的士大夫宽容或信奉天主教，但还不占主流。清中期，天主教在士大夫阶层已成绝响，几乎被目为邪教。清道光初年，福建学者陈寿祺代总督作《正俗十诫》，主张禁止天主教传播，认为其“外犯科条，内伤风教，亟宜禁止，毋得故违”[5](P48)。这体现了清中期官绅阶层对来华天主教的基本态度。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禁令渐除，传教载入条约，基督教在华地位逐渐上升。洋务运动时期，基督教凭借其合法地位，不断向清朝权力机构渗透。在社会上，教民冲突不断，教案时有发生，但传教士的治外法权使一些士大夫“一体处断”的愿望付诸空谈。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清末地方官对各区总主教、主教均按相应官阶品秩接待，有的教士“竟僭用地方官仪仗”，而官府不予追究[6]。这种情形不仅是下层民众难以想象的，而且也是儒、释、道三教首领不可企及的。 康、梁之前，维新人士宋恕在1895年初已经用“宗教”一词综论中外信仰。他认为，世界各大宗教虽有流弊，却皆为救世而起。即使被中国土大夫目为邪教的“北方之在理，南方之先天、无为诸教，其初亦皆豪杰之士悯民无教而创立之，故亦颇能斟酌儒、道，井井有条。及后入者多而莨莠杂，于是始有借以诈财、渔色者，谋反则决其无，邪术亦莫须有”。清中期的川楚白莲教徒，本无谋反之意，由于“贪酷有司诬良虐逼”，才铤而走险。西方传教士来华救民于水火之说亦不确，“中国但须申明孔氏教”，“自可转衰为盛，岂必基督哉”！晚清教案不断，也是因地方官办理不善。宋恕认为，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阶段性产物。他指出：“文明之极，必复归于无数(教)。何也？智者立教，愚者从焉。文明之极，人人皆智，上帝犹不得主之也，况同类乎！”[7](P75—79)显然，他所谓宗教，不仅指来华基督教及本土儒、佛、道诸教，而且包括民间多神信仰。在他看来，民间信仰既非邪教，基督教也不能拯救中国，只有儒教才能救中国；宗教是人创造出来的，不会永恒存在。 维新思想家大多在传统语言框架内，立足于社会改革，沿袭传统的正祀、淫祀话语。中国正祀、淫祀之分源远流长，唐、宋两代，地方官在江南、四川禁毁淫祀事件屡见不鲜。明代一再出现禁淫祀及庙产兴学行动。清初理学名臣汤斌巡抚江宁时，也在苏州禁毁五通神，改神祠为学宫。故研究者认为，戊戌以前的禁毁淫祀与20世纪初以后的庙产兴学具有连续性[1](P324—325)。事实上，这种连续性更直接地体现在19世纪中晚期。洋务运动之初，开矿山、修铁路、建工厂等举措常遭遇重重阻力，其中包括一些乡民以风水、民间神祇为由而加阻拦。思想家陈炽、郑观应等人主张对民间信仰和寺庙进行改革。如陈炽作于1890年代初的《庸书》，即将不在祀典的“淫祀”、不守法规的丛林道院列为改革对象，主张僧道“有犯案者，宜将田宅一律查封，改为学校。僧道还俗，愿入学者，亦听之”[8](P30)。1898年春，章炳麟再提鬻庙主张：“宋元丰时有鬻庙之令，张方平奏罢之，儒者至今勿敢道。余以为宋时之误，在鬻祠庙而不及寺观；其于祠庙，又勿别淫祠也。……余是以建鬻庙之议，而以淫祀与寺观为鹄的焉。”章氏鬻庙之策主要针对那些“功非地箸，国非旧壤，祭非子姓，而滥以庑宇宅其神灵”的“淫祀”。他认为，卖庙可以代赋税，或者“县取一区，以为学校之址”，以节省办学经费[9](P98—99)。这与数年前陈炽所论、数月后康有为上疏的庙产兴学策基本一致。可见，“百日维新”及清末“新政”的庙产兴学只是发展或实行了前人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