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8-0100-06 一般来说，正史指由官方编纂或认可的、最正规最重要的史书。实际上，正史在史学史上有其复杂演变的历程，其含义是不断累积的。①正史之名首见于南朝梁阮孝编著的《正史削繁》，但由于其书无存，故无法展示其时正史具体指代的书籍状况。至《隋书·经籍志》，则将以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书》列为正史。唐刘知幾撰《史通》，把《尚书》、《春秋》以及其后的纪传、编年体史书均视为正史。清人纂修《明史·艺文志》延续了刘知幾的看法，亦以编年、纪传二体史书为正史。及至清乾隆四年(1739年)编纂《四库全书》，钦定自《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②为正史，私家不得擅自增益，所谓“官方编纂或认可、最正规最重要的史书”之含义方正式、全面地确立。可以说，乾隆朝确立钦定正史的模式，既是封建王朝官方史学发展到顶峰的标志，亦为其时王朝政治、文化统治臻于鼎盛的表现之一。关于乾隆朝钦定正史的前后经过及其价值与意义，本文不拟赘述。应该说，乾隆朝的钦定正史行为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与认可，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与之相比，清末的钦定正史则研究成果不多，③引起的关注亦明显不足，甚而少有人知。笔者拟以清末最后一次钦定正史事件为研究对象，尽可能详细考述事件的前后经过，进而探讨和总结钦定正史行为与王朝政治统治间的微妙关系。 一、魏源初衷：列入正史 乾隆朝钦定的二十四部正史之中，《元史》质量至为低下，《四库全书总目》称：“书始颁行，纷纷然已多窃议。殆后来递相考证，纰漏弥彰”。[1]梁启超更明确指出： 《元史》之不堪，更甚于元修之史。盖明洪武元年宋景濂之奉敕撰《元史》，二月开局，八月成书，二次重修，亦仅阅六月，潦草一至于此！虽钞胥迻成文，尚虞不给，况元代国史本无完本，而华蒙异语扞格滋多者耶？故或以开国元勋而无传，或一人而两传、三传；其《刑法》、《食货》、《百官》诸志，皆直钞案牍，一无剪裁，于诸史中最为荒秽。清儒发愤勘治，代有其人。[2] 有清一代学人自清初及至清末，乃至民国，皆致力于重编或改造《元史》。咸丰年间成书、光绪年间刊行的魏源所著《元史新编》即为其中的代表性史著之一。光绪末年，翰林院编修袁励准呈请将魏源依据旧《元史》重修之《元史新编》列入正史，光绪帝命国史馆官员详加审核考论，至宣统元年，经柯劭忞勘定，以体例未合为由驳回呈请，《元史新编》另入于别史，是为清末最后一次钦定正史事件。此次钦定正史从动议到最后无果而终，始于光绪三十四年，终于宣统元年八月，历时近一年之久。 概而论之，这次钦定正史事件可分为三个阶段。追溯渊源，最早动议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者，为其作者魏源。咸丰六年(1856年)，《元史新编》于杭州脱稿之时，魏源已有意将其列入正史。据魏源所著《拟进呈元史新编表》云： 臣源恭读《四库全书提要》云：《元史》二百十卷，成于明初，承前代文献不足之馀，加以纂修官宋濂、王祎皆系文士，疏于考订，昧于衮钺，有史才而无史学、史识，八月成书，是以疏舛四出，或开国元勋而无传，或一人而两传，顺帝一朝之事，虽经采补，亦复不详，至其余诸志，刑法、食货、百官，全同案牍，在诸史中最为荒芜。臣源考武英殿国子监颁行廿三史，有《旧唐书》，复有《新唐书》，有《旧五代史》，复有《新五代史》，皆于旧史之外重加整理，往往后胜于前。[3] 有鉴于此，魏源“于修《海国图志》之余，得英夷所述五印度、俄罗斯元裔之始末，枨触旧史复废，日力于斯，旁搜四库中元代文集数百种及《元秘史》，芟其芜，整其乱，补其漏，正其诬，辟其幽，文其野，讨论参酌数年，于斯始有脱稿。乌乎！前事者，后事之师。元起塞外有中原，远非辽金之比，其始终得失固百代之殷鉴也哉。”[4]宋欧阳修所著《新唐书》、《新五代史》，经由皇帝钦定，与《旧唐书》、《旧五代史》一并列入正史，这是乾隆朝钦定二十四史的成例，一方面，私修之史书借由钦定，列入正史，与王朝的正统画上等号；另一方面，新旧史书亦可同列并存，互为补益。有鉴于此，书成之后，魏源进而产生了将《元史新编》效仿成例，与旧《元史》一并列入正史的想法：“稿成，原拟托浙抚某公④上之当道，俾得乙览，而与《新唐书》，《新五代史》，同列正史，传诸天下后世。”[5]当然，如史著得以列入正史，供天下士子阅读学习，亦为魏源经世致用、以元鉴清之志向得以实现的最佳方式。 可惜，魏源在世之时，《元史新编》列入正史的愿望未能实现，“魏氏为人颇为兀傲；为文亦相当自负。当其完成《元史新编》时，深以其书可与欧阳修的《新唐书》及《新五代史》相媲美，而期朝廷列为正史，以补《旧元史》之不足。故曾一度转托当时的浙江巡抚何桂清为之代呈。嗣以时局危亟，未克实现”。[6]其实，魏源初衷之所以未能实现，除了王家俭所言“时局”⑤的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因素。 首先，魏源委托代为上呈的浙江巡抚何桂清很快因病去职，⑥而魏源本人也在次年，即咸丰七年(1857年)九月殁于杭州，代为呈请者离开浙地，无法继续承担魏源的托付，而作者本人亦不幸去世，应该说这些是魏源托人呈请的愿望未能实现的直接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