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13)05-0082-07 一场对外战争的失败，对一个国家而言就是一场全面危机。这一危机来自两方面：一是战败直接后果引发的，诸如签订屈辱性条约，割地赔款，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当政者合法性的危机。 解决这一危机有两种办法，一是朝廷负责，皇帝下罪己诏，由此启动变革，励精图治，以求能够担当起应付外部威胁的责任，由此重新获得信任和政权合法性。但这一举措不可能来自王朝中央的主动，只有在强大压力之下，才会迫不得已地采用。 另一解决合法性危机的办法是王朝在战后超然于事件之上，以直接当事人责任追究方式来转嫁战败的后果，并由此重申和坚守国家之根本：道德与法律，强化政权固有的合法性。鸦片战争战败后清廷选择的是后一种方式。 但对一场并不全由于地方失职而导致战败的责任追究，地方官员并不心悦诚服；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责任追究而非集体反省，并不能解决战败后面临的外来压力和危机，而地方直接当事人还得面对战后的压力，这使得他们陷于两面夹击的困境，不得不抗争。 鸦片战争后责任追究就是这样一场意味深长的较量。① 一、道德拷问 在1840年开始的中英战争中，中国沿海地区的官兵面临着双重考验：坚守城池和一旦城池失守后如何保全气节。这两点均事关国家之根本。 在定海第一次失守时，定海知县姚怀祥就于定海城破时，出北门投普慈山下梵宫池殉难。此举得到朝廷褒奖，“部议照阵亡例给云骑尉世职，入祀本籍府城昭忠祠。”[1]583典史全福、定海军营书记李昌达亦于城陷时投河殉难，次日全福妻房氏也效夫殉难。[1]594但影响最大的还是钦差大臣裕谦的殉节。 道光二十一(1841)年八月二十六日，在镇海失守之时，钦差大臣裕谦“行至泮池之旁，望阙磕头，当即跳入池内殉节。经兵丁捞起，抢护出城，抬至宁波府属，易衣灌汤，仅止微息”。次日，过余姚县城四五里地方气绝。[2]198 裕谦之死对朝廷和江浙前线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朝廷立即对裕谦的殉节行为给予褒奖。称赞裕谦为“功臣后裔，世笃忠贞”，“该督锐意图功，方资倚畀，兹以镇海县城失陷，投水殉节，为国捐躯，深堪悯恻”。加恩赠太子太保衔，照尚书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2]239 裕谦是鸦片战争中殉职的最高层级的官员。裕谦的节烈行为和朝廷的褒奖，对于东南沿海的官员无疑产生了巨大的道德压力。一时官员殉节蔚然成风。 这种殉节行为分两种情况： 一是完成了的殉节行为。如上海典史杨庆恩在上海城陷之时，“见势力不敌，在小东门大马头投入黄浦江殉难”。3]32京口副都统海龄在镇江沦陷后，与其妻及次孙长安均自缢身亡，其子及其女自缢获救。[3]251 但更多的是做出殉节的姿态或殉节遇救。 余姚县知县彭嵩年，“查明实系情急投河，被水勇陈士高、陈士茂等捞救，背负至徐士衡家换衣调治，均经饬传到案，众口一词，委无捏饰情事”。[4]557 宁绍台道鹿泽长，宁波府知府邓廷彩，鄞县知县王鼎勋，镇海县知县叶堃，署定海县知县石浦同知舒恭受，当三城失守时，均各殉难被救，未致伤生。 宁绍台道鹿泽长随同前钦差大臣裕谦防守镇海，当城破兵退之后，情急坠城，伤腿未死，复投入水中殉难，又经兵勇捞救得生。石浦同知舒恭受在官兵与英军接仗之时，“该员上城力守六昼夜，接济兵粮并无贻误。嗣缘城陷情急，服毒殉难，经乡勇等抬赴岱山，解救得苏”。宁波府知府邓廷彩，鄞县知县王鼎勋，于宁波失陷之后，“查明实系殉难遇救得生”。[3]554-555 镇江知府祥麟在副都统海龄自尽后，即投入泮池自尽，经民人和府役救起，扶入学宫。“该府复乘间自缢”，又被解救苏醒，护送出城。[3]616 显然，这是在道德和法律压力之下不得不做出的姿态。我们无法证明这种殉节未果的原因，但显然朝廷对此无法原谅，在战后的责任追究中并不考虑殉节未果这一因素。 在守土职责和保全气节这两者之间，朝廷似乎采取道德优先的原则。这在海龄殉节问题处置过程中有充分表现。 在海龄因殉节而受到朝廷褒奖后，有人奏参称：“因海龄查拿汉奸，误杀良民不计其数，以致人心不服，将该副都统围住，海龄纵兵开炮轰击，逆夷探闻内变，趁势直入府城，海龄之死，闻系被民戕害。”[3]99朝廷要求对此确查。后经耆英查明，海龄“将拿获形迹可疑之十三人处斩，此外并无妄行杀戮。其于城陷后，与伊妻及伊孙自缢尽节，亦经查讯明确，并非被人戕害，均已毫无疑义。” 对海龄的做法，耆英的评价是：“该副都统因夷船逼近郡城，闭门固守，并严拿汉奸，系为慎重地方起见。惟不肯酌留一、二城门听民逃难，以致城陷后惨遭蹂躏，其赀财亦因聚集一处，尽饱贼囊。并将拿获形迹可疑之十三人概予骈诛，办事殊属草率失当。其所以身后犹不免怨
，物议沸腾者实由于此。”其结论是：“第念该副都统阖门殉难，大节无亏，可否仍遵前奉谕旨给与赏恤之处。伏候圣裁。”[3]251-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