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朝野各界痛定思痛，发愤图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变法维新，走进了一个全新的“维新时代”，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教育的全面改革，大要就是克服先前三十多年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弊端，本末兼顾，体用互动，既要稳定发展经济，又要释放社会，引领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一致。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仅仅三年时间，中国的维新步伐就被友邦德国的一次鲁莽行动所干扰。 德国急需在中国沿海建造基地 德意志民族是欧洲的重要族群，与中国的交往源远流长。古典中国与德意志的文明交流互惠互利不必细说，到了近代，到了德意志帝国1871年宣告成立后，第二年(1872年)，德国就追随西方大国来到中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借助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幅度增长对华贸易，逐步扩大中国市场的分享比重，很快成为在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西方大国之一。 1888年，威廉二世即位。此时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强劲，成为欧洲新霸主，其影响力超过法国。威廉二世的政策也就由先前的“欧洲强权”转为“世界强权”，不再满足于欧洲霸主地位，期待在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 19世纪晚期，特别是《马关条约》放开资本管制，允许日本臣民到中国自由办厂，贸易优惠，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新兴区域，国际资本在这个时候潮水般涌进中国。在这种大背景下，德国金融资本东亚银行在德国政府的大力扶植下进军中国，很快在各大港口开设分行，渐渐成为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资本之一。中德贸易在那几年增长很快，根据不完全统计，德国商船航行中国港口的吨位到了1895年的时候已经仅次于英国，而从德国直接运抵中国的货物甚至远远超过了从英国转运的货物。 在德国对华贸易中，最主要的是军火交易，克虏伯公司生产的大炮、毛瑟枪、战舰、鱼雷等，都是中德贸易的大宗物品，是淮军、湘军的最爱。德国与中国隔着万里重洋，德国的远洋轮船往来一次就需要很长时间。随着贸易量急剧增加，德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也在增加，德国越来越感到需要像英国那样在中国沿海建造一个基地，以备德国商船、军舰停泊、维修，供船员登岸休息。从比较纯粹的商业角度说，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讨论的问题。 最先提出在中国沿海寻觅一个或多个地方，设置一个或多个海军基地的想法大约为“中国通”李希霍芬男爵，他建议以宁波对面的舟山群岛为优先选择。1873年7月15日，海军少校白兰克给德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分析舟山的优点以及如何获取。 除了舟山，香港之东的大鹏湾及厦门附近的鼓浪屿也被德国人多次提及。在当时的讨论中，曾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反对这三个地点。特别是舟山，毕竟已由英国人在那里获得了某些权利。 随着甲午战争爆发，德国期待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或多个基地的想法被再度提起。一个偶然机会，德国驻北京公使绅向德国政府提起山东省胶州湾与澎湖列岛值得成为德国海军争取的目标。但因胶州湾位于中国大陆，德国政府担心需要许多要塞工程方能有效维护它的安全。至于澎湖列岛，德国政府怀疑那里可能没有适宜的海港。而且，德国政府似乎明确知道日本对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野心，担心如果德国海军前去占领势必会引起德国与其他列强的纠纷。 基于这些判断，德国政府将目标转向中国北部沿海，期望在那里获得一个储煤站及海军基地。1895年3月11日，当中日战后谈判尚未开始时，德外交大臣马沙尔敏感意识到德国的目标即将实现。他在写给海军大臣的备忘录中提出，随着战争结束及远东政治格局的改变，众所周知的个别列强之欲促成对中国有利的联合干涉将会成功。随之而起的必然是：有关列强或将利用机会以补偿的方式占领中国个别地点或土地。在这种情形下，德国将参加干涉并也能向中国要求适当补偿。马沙尔认为，虽然此事发生尚早，现在就预作准备是适当的；而第一要着是为帝国海军取得一个或几个适宜的储煤站与军港。他建议海军大臣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尽快提出建议，并明确德国将根据什么样的理由去获取这样的储煤站、军港，明确中国沿海哪些地方值得德国重点关注。①很显然，德国后来之所以积极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利用这次难得的“联合干涉”行动为其向中国索要“适当的补偿”作铺垫。 经马沙尔提示，德国海军大臣何尔门一个月后(4月17日)提交军方报告，强调所谓军港，应该理解为属于德国领土主权下的国外可靠地点。这些地点在任何时候有可能对我们的船只供给粮秣、煤、军火及其他各种需要品。有能执行一切修理任务的工场、船坞、造船厂的滑床；有能收容伤病员的医院；能安置船上补充船员的兵营。在战争期间军港成为一切行动的基地：它们能成为舰队的集合点及据点，也能成为商船的安全避难所。何尔门认为，鉴于东亚目前局势，德国必须在中国沿海得到一个巩固的立足点。只有这样，德国才能成功地在东亚海洋内对抗列强，维护德国在亚洲的商业利益。 基于这些分析，何尔门提出至少应在中国沿海建立两个海军基地，为此，他在报告中提出三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