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3)02-0217-03 清代宫廷绘画的创作队伍，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宫廷的专职画家。他们以官员推荐、自荐、特旨招纳或师徒、父子承袭的方式进入宫廷，著名的如康熙朝的焦秉贞、冷枚、唐岱、黄应谌，雍正朝的陈枚、张为邦、王幼学，乾隆朝余省、张宗苍、徐扬、金廷标等。这其中还包括以外籍传教士身份供职画院的郎世宁、艾启蒙、王致诚、贺清泰、安德义等欧洲画家。二是翰林画家，也称词臣画家。他们都是通过科举入仕的，这其中有内阁大学士、部院尚书、侍郎和翰林院学士等，他们官至高位，但是擅长绘画，有很多臣字款的作品。如顺治朝的戴明说，康熙朝的王原祁、刘源、宋骏业，雍正朝的蒋廷锡、高其佩，乾隆朝的董邦达、董诰父子，张若霭、张若澄兄弟，邹一桂，钱维城，李世倬，朱伦瀚，汪承霈。其三是皇族。以皇帝为中心，包括宗室贵族，比如乾隆皇帝、慎郡王允禧、固山贝子弘旿、质庄亲王永瑢，成亲王永瑆等。 在这三类创作人员中，我们关注较多的是第一类中的西洋画家。因为“中西融合”的风格是清代宫廷绘画出现的较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几位外籍画家不仅用“海西法”(即西洋画法)进行创作，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一些国内的宫廷画家，比如焦秉贞、冷枚、陈枚等，也受其影响，使宫廷绘画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特色；至于第三类人员，因为其作品在民间流传的不多(多为故宫博物院所藏)，尽管研究得不多，但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的杨丹霞女士2010年在《中国美术》上，曾分三期刊载了《清代皇族的书画》，可说是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但是其中的第二类，至今未进行专门研究。本文拟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对翰林画家的关注。 这些翰林画家一般来自江南望族，他们都参加了科举考试，一步步升至高位，在朝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对他们而言，做官为政是主要的，绘画只是业余工作。但是，他们和以往的官员不太一样，他们不是兴来挥毫，将绘画作为文人的一种雅兴和消闲——他们是很认真地对待绘画的创作的。他们的作品颇多①，而且还和院画家合作，参与一些重要题材作品的创作。 翰林画家和南书房有着密切关系(这也是他们被称作词臣画家的原因)，多数翰林画家都曾入值南书房。南书房亦称南斋，原为康熙读书之所，属于内廷范围。一般认为南书房设立于康熙十六年(1677)。这年十月，康熙帝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内阁随即口奏，建议由翰林院具体办理。十一月，康熙帝正式令张英、高士奇“在内供奉”，居住房屋均由内务府拨给，并告诫二人“当谨慎勤劳，后必优用，勿干预外事”(《康熙起居注》)。是为康熙朝“儒臣入直内廷之始”(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南书房记注》也有同样记载。由此可见，南书房从其建立的目的来看，是为皇帝讲解经史、编纂书籍、诗赋唱和等，也就是说，南书房翰林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即词臣。尽管有学者认为，南书房实质是非制度化的决策机构②。但是越到后期，南书房越成为纯粹的文学侍从机构。因此，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富有才华的翰林画家是理所应当的了。《词林典故》卷七：“皇朝南书房入直题名”，记载了从康熙十六年到乾隆十二年以前的入直者，其中有翰林画家蒋廷锡、蒋浦、励宗万、董邦达、张若霭、张若澄。另外，《清史稿》中记载，钱维城、董诰、黄钺也曾入南书房。 在中国美术史中，有一个隔代继承的现象③。比如元代以赵孟頫为首反对南宋画风，倡导北宋及其之前的风格；明初的宫廷绘画以及浙派，反对元朝画风，而继承南宋的绘画风格。究其原因，是因为新王朝是在铲除旧王朝的基础上建立的。前一个朝代是其敌视的对象，所以新的统治者要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断绝和旧王朝的联系。而隔代和其无直接的敌对关系，在注重传统和祖宗之法的封建社会，提倡隔代的文化是最安全、正当的方式。但是，我们发现在清初宫廷绘画是直承明末董其昌、“四王”的风格。固然，宫廷绘画反映了皇家的趣味和好尚，皇帝、皇族的修养和品位决定了某种风格的取舍。但是我们知道，清代统治者本身是马背上的民族，富尚武力精神，是无多少汉文化的根基的。从家族渊源上来讲，是没有深厚的书画底蕴的。比如顺治皇帝，一直到继位的第十四年，才在弘德殿行了祭孔子礼，接受正规的教育；宗族的书画创作，是在康熙的儿子——二十一子、慎郡王允禧的带动下，才出现后来载入画史的弘旿、弘皎、永忠、永瑢、永瑆等；在皇帝召集的书画品鉴活动方面，乾隆朝参与的皇室人员不到7%，多数为词臣；到了嘉庆朝——经过几代的积累后才有所改变，皇室成员如永漩、永瑆、永璘、绵宁、绵恩、绵信等人有了较高的参与程度和频率。所以说，清初影响皇室审美观念的，是词臣画家——他们在其中起着中坚的作用。 我们来看官员画家与皇族的互动关系。 官员画家和皇帝或一些亲王、郡王等贵族之间有着互动关系。最早可以追至戴明说④。戴明说，河北沧州人，字道默，号岩荦，晚号定圃，崇祯七年(1634)进士，入清后官至户部尚书。工书画，善画山水，墨竹也很有名，是跨越了明清变革时朗的一个著名书画家。其作品表现出来的就是明末主流文人画的风尚。《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载有其作品28幅。由于顺治从事书法和绘画的老师是戴明说，所以顺治的书法和山水画，受到董其昌的影响。在顺治的笔下，同样是高雅、清旷，表现讲究笔墨趣味而不太在意技巧的山水、花卉。 至于康熙帝和雍正帝，二人无绘画作品传世，绘画方面的研究可以忽略或搁置；但是在康熙朝，确立了“四王”画风——确切地说，是“四王”中的王原祁的正统地位。尽管王翚在康熙三十年(1691)被皇帝召到京师，领衔绘制了十二巨卷的《康熙南巡图》，参与此项艺事的大都为王翚的弟子和学生，由此王翚的画风一时风靡宫廷。但是，王翚在京师作画的时间大约只有六七年，画完《康熙南巡图》之后就返回南方老家，其弟子们也没有继续在宫中供职，所以王翚的绘画风格在宫廷中影响的时间和范围比较有限⑤。而从康熙、雍正直至乾隆三朝，王原祁的画风成为宫廷山水画的主流风格，风行画坛百余年之久，这实缘由翰林画家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