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为改变被动挨打的处境，前后经历了向西方进行器物层面的学习、制度层面的学习、文化层面的学习共三个步骤。在这艰难的三步进行曲中，中国学术话语方式也在由传统向现代艰难行进着。“西学东渐”的现代语境中，中国画理论的话语范式在本土话语与西方话语的碰撞交汇中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对此，本文将从文本结构①方面进行考察，以期能揭示一些近现代中国画理论的话语转型的特点及其内在本质。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画理论文本结构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首先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而向国人介绍西方学术著作则是19世纪末才开始的。严复是较早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中国人，他1877年曾赴英国学习英语及海军知识；1895年开始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今译为《进化与伦理》)，他感受到西方学术话语的不同，在1898年写的《〈天演论〉译例言》中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②严复主张以雅言翻译，雅言指文言，所以严复翻译用的是文言，他自己所写的文章也是文言体。而西方许多“名目”在文言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词汇，“渺不可得”。严复只好新造一些词如“物竞”、“天择”等，在他的译著中，常见文言中加杂一些新造词。他自己撰写的文章，也是文言中夹杂着新造词，其文体总体上仍是传统的文体。但他所翻译的《天演论》以及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论著，不仅把西方的进化论、自由、民权等思想介绍到中国并且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使西方人的思想方法和著作方式给中国知识分子以启迪。 严复之后，自撰文本上的话语发生重要转变的是梁启超、王国维。 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进步》(1902)中说：“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客换而来。”“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名之。”③梁启超于1898年至1912年流亡日本，在他的著作中，“从客换而来”的新词，主要指以日文中引来的日文汉字翻译西方的词，也包括从严复等前辈翻译者那里获得的自造翻译词；“从积累而得”的新词，主要指从俗语中引出的词。梁启超的著作中是文言、俗语、外来新词夹杂在一起，与严复的文言体相比已“通俗”了许多。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学习西方学术著作的写作方法与文体方式，他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新民说》(1902)、《新史学》(1902)等文章的撰写方法及文体就表现出这种倾向。梁启超的文本实践加上他所鼓吹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等主张，对中国学术话语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若干革命论所呼唤的就是新思想、新文体，他本人就是率先实践者，他曾谈自己的文体特征时说：“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④有论者论：“梁启超的新文体既非白话，也非纯用俗语，而是一种半文半白、半雅半俗的过渡形态。”⑤ 与梁启超同时期，王国维也在尝试用西方的理论及方法进行写作。其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就是用西方的科学分析的方法写成，一改传统点评式方法，文体结构也采用了西方论文的结构方式。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1905)中说：“富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词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之所造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进入我国之文学界。”⑥王国维的许多新术语及文本结构就是直接从日本获得的。由王国维这段话可看出，中国的文学艺术、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新术语及文体的变化发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 从严复到梁启超、王国维，我们看到了他们学术话语的变化：严复的话语仍属传统型；梁启超、王国维则是中国近代学术话语由传统形态转向现代形态的重要转折性人物。在梁、王身上，表现出传统话语与西方话语的两极张力；梁启超“半文半白”；王国维除了写西方科学分析式的文章外，还写了传统诗话体的《人间词话》(1908)。两人是现代形态中国学术的开启者，同时又是行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者。 在上述语境中，中国画理论形态又是怎样的？这里先看一下1840年至1900年这一时间段内的中国画理论形态。 在这个时间段内有两部画论著作值得关注，郑绩的《梦幻居画学简明》和松年的《颐园论画》，这两部著作被有的学者视为“古典绘画创作理论的总结”⑦。 郑绩的《梦幻居画学简明》成书于1866年，全书分山水、人物、花卉、翎毛、兽畜共5卷。就山水卷来看，山水卷分16篇，依次为“山水总论”、“论形”、“论忌”、“论笔”、“论墨”、“论景”、“论意”、“论皴”、“论树”、“论泉”、“论界尺”、“论设色”、“论点苔”、“论远山”、“论题款”、“论图章”。其他卷与此分类相仿。从这些标题就可看出此书的系统性，这是从传统画论方式走出来的系统。郑绩没有受到西方学术方式的影响，而且他对西画的评价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在该书“论意”篇中说：“夷画则笔不成笔，墨不见墨，徒取物之形影像生而已。”⑧他与清前期邹一桂评西画的“笔法全无”的态度是一致的。再者，他的书中没有提及西方人的理论著作，所以他的画论没有受到西方理论方式的影响。看全书的结构，具备“总体相关性”和“逻辑关联性”的特点⑨，但书中每篇文章的结构方式则并不全具备这两个特点，单独去看每篇文章仍是传统论文体的方式。俞剑华在《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中评价此书：“全书组织，亦整然有绪，系统极为完备。”⑩这是从全书结构来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