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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国将士纪念碑 
2红石纪念碑 
3常胜军纪念碑 
4马加礼纪念碑 
5卜罗德铜像 
6巴夏礼铜像 
7赫德铜像 
8欧战和平纪念碑 
9伊尔底斯纪念碑斯纪念碑 
10环龙纪念碑 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图强独立意识构成了当时公共意识和价值判断的核心。在1949年以前的城市雕塑建设也在本质和功能上呼应了这一时代潮流的变迁。时至今日，尽管民国时期在城市中公共空间建设的雕塑因数量不多，主题和风格有限，遗存至今极为稀少，但是在这一时期，在源自西学的公共意识倡导下创作的作品中，却颇具现代意义和前瞻意识。从历史考证的角度看，民国时期的城市雕塑建设主要动因有两大要素，一是新的国民政府构建国家意识的公共需求，二是来自求学归国后的雕塑艺术家们的本土意识追求和社会发展的融合。这些归国的艺术家们如江小鹣、陈孝岗、李金发、岳仑、滕白也、金学城、陈锡钧、郑可、王静远、刘开渠、王子云、王临乙、张充仁、程曼叔等，他们为中国现代雕塑的兴起和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中国现代雕塑的开路先锋。在当时，无论从空间的国家主体意识构建，还是艺术家的时代探索来看，民国时期城市空间的雕塑创作和研究，与当时求学归国的艺术家的自由、探索和创新一脉相承。传统雕塑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日渐衰落，在归国艺术家们“崇西”的艺术观念引领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雕塑艺术开始出现。写实的技法与以纪念和颂扬名人名流为目的的纪念碑式雕塑开始进入城市空间，特别是当时的社会各界精英人士，普遍关注城市视觉形象的建设，对于空间的雕塑艺术造型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雕塑艺术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机遇和平台。 本论题正是基于民国时期的城市雕塑发展，意图在对中国公共本土领域构建的探索中梳理出空间的雕塑艺术在其中所起到的推动和孵化作用，同时梳理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雕塑在观念层面上的转型和创作路径。 民国雕塑与20世纪初的城市空间建设密不可分。从史料来看，民国时期对雕塑的重视，主要集中在具备开放意识和在经济命脉中占主导的大中型城市中，典型的城市为上海、南京、广州、武汉、杭州、重庆等地。 上海是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肇始地和中心所在。探讨民国时期公共空间的各类问题，须得从上海的公共领域的建构开始。上海的这些公共意识的缘起，又直接得益于租界的各类空间追求。就本选题所探讨的雕塑与城市空间而言，更是因为上海各租界的情形，而促生了中国人对城市空间视觉建设的理解和接纳。在20世纪初，公共纪念碑和公共雕像以及建筑浮雕是租界中普遍呈现的空间造型艺术形态。对于这一情形出现的根源，麦肯·迈尔斯在《艺术·空间·城市：公共艺术与都市远景》一书中认为，19世纪末正值欧美强权国家在西方社会公共空间中大肆建造雕像与纪念建筑的时期。因此，上海租界的殖民者在此一时期也开始了在殖民地建造雕像、纪念碑的活动。 所以，中国近代对公共领域的建构得益于对西方社会的直接效仿，但是中国的经验并不是对欧美的简单模仿和重复。实际上，中国的公共领域的构建是在秉持并受禁锢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情景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从一开始就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与西方社会的公共领域问题具有了巨大的差异。许纪霖先生曾说：“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资产阶级个人为基本成员的欧洲公共领域不一样，其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体相关。”他的论断简洁明了地指出了中国近代，甚至延伸到民国的公共领域构建的本质所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制度的重构成为其中的关键所在。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这也是中国进入20世纪以来的最大的公共问题。 因此，到了民国时期，在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下，具有自身民族独立特色的现代城市雕塑追求，开始在以上海这样的城市为主体的空间中得以建构。当然，在当时，与其他城市相比而言，上海也更具备发展的资源和条件。自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成为开埠城市，西方列强相继建立各自的租界，上海的城市空间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均在租界的庇护下，入侵并改变着中国的进程。在租界的冲击下，除了西方科技、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之外，各种西方艺术形式也渐次传入上海。随着西方殖民者定居上海，在租界中的空间形态与其中的文化生活方式也日益体现出了西方近现代城市的面貌，如公园、广场、马路等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活动空间、场所被开辟和建立起来。于是，正是在此基础上，殖民者开始在公共空间中建造和设立公共纪念碑、公共雕像，其目的在于以这种方式为租界空间营造出一种色彩更加鲜明的殖民文化形态与空间意象，同时强化各国在华侨民对租界这个区域空间的归属感和对租界“移民”共同体观念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的城市空间中出现了最早的城市空间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