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朴素的艺术态度与“前卫”的艺术精神

作 者:
李帆 

作者简介:
李帆,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版画系教学主任

原文出处:
中国美术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13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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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时期古元和夫人蒋玉衡

      

      坐落在广东省珠海市的古元美术馆 包泽伟 摄

      对于古元先生的了解,一是本身在版画专业学习工作多年,对于先生多少有些知道,但都是碎片式的信息。二是在2011年我策划的“版画·概念”展览过程中与古元先生的长女古安村女士接触中听到和看到的,加之后来做了一点功课。在组织策划过程中我第一次看到古元先生大量作品,并有幸在此次展览中展出了具有文物价值的唯一一套延安时期的版画原作,这对于我更深地“知道”古元先生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能够静心仔细“阅读”古元先生在延安时期的每一件作品,你会慢慢淡出对题材的惯性认识,对内容的狭隘认知,自然淡入的是对人的关注、对性格的关心。因为作品中人物的生动、真实,细节的严密、准确,方法的朴素、简约,都会轻轻地感动着每一位认真看的人。我想这些除了自身所具备的超群直觉与敏感外,与作品相适应的情绪也能更好地说明作者“老实”的性格中有对“人”的尊重,有对“真”的坚持。诸如《运草》《羊群》《减租会》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就会很容易地在现实生活中获得验证,得到的是一种真正关于中国人的信息。通过观察你会发现尺幅不大的画面、细小的签字、发黄的纸张到并不规范的装裱“动作”,无不传递着古元先生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倾尽所能的态度,这种态度来源于高度的自觉,是对自我意识的维护,是对向好的希望和自己认为对的理想的尊重。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木刻作品外,还有很少能够看到的木刻插图《父子俩》《苦人儿》《凤仙花》《新秧歌》《周子山》《文化课本》《吴满有》及手工绘本的《暴风骤雨》,这些木刻插图与单幅木刻有所不同,更加自然地流露出一个人的文化底色和性格本色。我个人最喜欢的木刻连环画《新旧光景》(1943年),从画面中可以读出古元先生在儿时对画的记忆、在现实世界中对“事”的理解、在制作过程中为“人”而刻的态度,加上繁体铅字与油墨的味道,能够唤起太多人的记忆。再找寻作品的时间线索时,你会感叹一个人如何能够在几年间从临摹到后来形成既没有简单的“斗争”画面,也没有符号的民族化风格。从1939年受德国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1867-1945)和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Masereel Franc,1889-1972)影响的系列作品《走向自由》到1940年被徐悲鸿称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的作品之一《铡草》,古元快速地确立了个人作品形态。在《离婚诉》《冬学》《哥哥的假期》等作品中,由于对自己所要表述的对象和观看的人群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故出现在作品中的情感自然多了一分体贴,多了一点心意,真正的风格从此确立。找寻每件作品的“动作”线索,你会体会到徐悲鸿在1943年提到的:“吾于是想念木刻名家古元,彼谨严而沉着之写实作风,应使其同道者,知素描之如何重要。”这与古元在少年时学习绘画、阅读美术书籍及对同属反映乡村生活的19世纪法国艺术家米勒的热爱有关。再找寻每个时期作品背后的故事,你会慢慢感受到古元先生的禀性与做人做事的关系。

      

      《运草》 古元 版画 11.5cm×21cm 1940年

      

      《羊群》 古元 版画 18cm×24cm 1940年

      

      《父子俩》插图

      古元 14.2cm×10cm 1942年

      

      《文化课本》插图

      古元 11cm×8.2cm 1943年

      

      《凤仙花》插图

      古元 12.9cm×9.5cm 1942年

      

      《周子山》插图

      古元 12cm×8.4cm 1943年

      古家为人处世的家训是“和气致祥百忍成金处世端资退让,厚德载福惟善为宝持身贵养谦光”,在这种“座右铭”的指引下,先生所关心的不外乎是如何让“美满”在生活中继续,对所爱的人宽容,对家的温馨平和,都不会因一时的情绪而扰乱了安宁,毁坏了和谐。事实上可以说这正是古元先生最可爱、最具魅力的一面。在家庭生活中,先生通常度量很大,极少为小事而发脾气,在夫人眼里他像一盆“温吞水”,在儿女眼里他是喜欢陪孩子做游戏的慈祥父亲,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位谦和的老师,在先生眼里他是人品画品俱佳的学生。这样一个“温”的人不愿直对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在内心和现实中都尽力把纷繁之事隔绝开来。因此,在作品中他对各种冲突的表现也绝不是声嘶力竭的传达。在翻看先生的作品时可以感到,最“冲突”的画面也就是1947年的《斗地主》《焚毁旧地契》和1948年的《炸坦克》《炸地堡》《人桥》。纵览古元先生的作品,深感先生用柔性的性格传递内心有排斥平凡的刚性,情感是通过一刀一笔润物细无声地表露出来,技术是通过对人的尊重、对自己的尊重而改变,但作品本身又毫不隐瞒,自我意识很强,如个人没有态度和极富弹性的思想,很难在一群人当中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很难锋芒毕露。如果说古元先生早期作品对人的描绘是生活着的,是真实的,是环境中的,但随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复杂,当“人”变得不再单纯的时候,古元先生的兴趣和目标范围便自然而然地缩小,到后期的作品,尤其是水彩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先生更多地倾心于景色,画面并不是云山雾罩的黄山,也不是太空遥见的长城,更不是雄伟壮观的故宫,而是一如既往地按着自己的性格喜好从中国山水中发现自己认为的美。这是一位把“美”和“好”作为人生信条的人,所以每次的流露都是发自内心的。我想卡里·纪伯伦(Kahlil Gibran,1883-1931)这句话最能准确地说明古元先生一生的追求:“如果你歌颂美,即使你是在沙漠的中心,你也会有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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