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取得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对环境和资源消耗巨大,使得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十一五”期间,我国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投入大量资金并出台了相关政策推进节能减排。但是2013年1月,雾霾笼罩了1/3的国土,74个重点监测城市近半数严重污染,空气污染指数纷纷“爆表”,北京城区PM2.5值一度逼近1000[1],这使得我们意识到“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压力依然很大,同时也认识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及时性。 就全球来看,过量排放温室气体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各国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的措施应对。2003年英国首先提出低碳经济的观念[2];200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2008年日本政府又通过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3]。2009年意大利推出了“绿色证书”制度和“白色证书”制度引导发展低碳经济[4];近年来,瑞典、荷兰、法国等国家都采取了相应措施发展低碳经济[5]。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上我国承诺2020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40%~45%[6]。 “十二五”期间,我国的节能减排任务重、时间紧,学者和政府对此都很关注,因此,研究和分析碳排放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我国物流业而言,减排任务不再是前瞻性的理论课题,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压力。为了实现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承诺,我国必将出台有关减少碳排放的具体政策,比如考虑征收碳排放税。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应用,控制工业、建筑、交通和农业等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十八大也明确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一旦相关具体法规和政策出台,届时将直接左右我国物流业的发展,对物流业产生巨大的直接冲击,因此,需要从理论方面研究物流业和碳排放之间的内在关系。 1 文献回顾 国外对碳排放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如果征收碳税会对经济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卡蒙(Common)和萨尔玛(Salma)[7]、伦曾(Lenzen)[8]借助投入—产出结构分析了澳大利亚碳排放的情况和最终消费品中的
强度。盖(Gay)[9]研究了英国的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沙克费尔(Schacffer)和德萨(de Sá)[10]研究了巴西进出口商品中的
强度。格兰杰(Grainger)和科尔斯塔德(Kolstad)[11]利用美国数据研究了“总量控制与交易”政策所导致的税负增加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弗洛罗斯(Floros)和维拉舒(Vlachou)[12]利用1982-1998年数据分析了碳税对希腊工业的影响。鲁埃达-坎图切(Rueda-Cantuche)[13]使用SUBE估算了欧盟27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我国的很多学者也对碳排放问题进行了研究,如郑玉歆和樊明太[14]用PRCGEM模型分析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降低5%、10%和20%对经济的影响。高鹏飞和陈文颖[15]用MARKAL-MACRO模型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的相关影响。王灿等[16]CGE模型模拟了减排政策下GDP、能源价格、资本价格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庞军等[17]CGE模型模拟了我国征收燃油税对经济影响的相关情况。谌伟等[18]上海市1978-2007年碳排放总量与碳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动态分析。总之,我国学者的研究也是主要集中在碳税的征收对经济的宏观影响,缺乏对行业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深入研究,所以笔者选择我国物流业,通过实证探讨碳排放与物流业发展的内在关系,为我国物流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同时也为我国治理环境问题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 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2.1 变量选取 物流行业的运输、仓储、流通加工等环节对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由于物流业绝大部分活动主要依靠消耗化石燃料,碳排放是最主要的污染,因此本文以
排放量作为物流行业影响环境的指标(
);物流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选取什么指标能较全面反映物流水平,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在考虑计量数据的可得性、复杂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选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为我国物流行业增加值,作为反映我国物流水平的指标(WL)。 2.2 数据来源 本文的物流行业碳排放量是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计算、整理所得。我国物流行业增加值是剔除了物价因素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反映实际物流活动对环境发生的影响,笔者以1990年为基期对当年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进行折算。碳排放量计算是在借鉴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等[19]提出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物流行业的碳排放,因而以化石燃料消耗为主要碳源,碳排放估算公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