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青年择偶场域分析

——基于南京大型相亲会的实地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祝西冰,贾志科,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贾志科,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祝西冰(1986-),女,四川泸定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政策;贾志科(1982-),男,河北井陉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河北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社会学研究方法。

原文出处: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当代都市青年的择偶方式与过程正在发生新变化。大型相亲会作为社会为解决择偶问题所做的一种努力,为都市青年提供了一个新型的择偶场域。实地研究发现,大型相亲会为有择偶需求的都市青年提供了交流平台与见面机会,但在实际解决择偶问题上却表现出极大无奈。信息不对称和舆论魔力导致供需双方发生利益冲突、策划精英与媒体共谋制约活动的公益性、市场化运作与相亲市场恐慌导致婚配逻辑畸形错位,以及婚配主体选择意愿的模糊性等极大地制约了相亲会功效的发挥。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3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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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32X(2013)02-0046-05

      择偶是个体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选择,但由于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思想观念转变、城市生活方式不断更新、社会交往及工作生活压力等影响,择偶又表现出其社会性。社会的高流动性使青年的亲朋关系网边际效用递减,风险社会为介绍人贴上不可信的标签,社会及舆论压力导致单身贵族的精神恐慌,都市青年甚至很难从自己关系网中淘金,他们的择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然而,多年来学界也未能提出能直接服务或指导择偶成功的方法,学者多关注的是与择偶相关的数据分析及趋势预测。既然青年自身不是造成择偶问题的唯一原因。那么对择偶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社会又是如何表现的?网络相亲、电视相亲、婚介所、私人聚会、交友联谊活动、相亲会等择偶形式所形成的择偶场域,①又能否承担起解决青年择偶问题的大任?为此,本研究选择南京大型相亲会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这一场域对青年择偶所做出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择偶难题。

       一、简要文献回顾

      回顾近30年来的相关文献资料,有关择偶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人口学及经济学等学科[1]。其中,最能反映择偶与社会变迁相互作用的当属社会学,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主要探讨了择偶方式选择及这种选择如何与社会环境变化相适应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1950)的颁布使中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变革,掠夺婚、买卖婚、服务婚、交换婚、指腹婚、童养媳等带封建色彩的婚姻被自由婚姻所取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的青年择偶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的择偶途径亟需建立[2]。改革开放前后几十年,自我结识和他人介绍成为择偶的主要方式,并逐渐取代父母包办模式,然而在不同时期二者呈现出不同的博弈特征。纪秋发通过对北京483名城市青年的实证调查,发现城市青年择偶正在从亲缘、地缘向业缘及学缘发展,择偶空间呈现扩大趋势,自我结识比例不断上升[3]。田晓红进一步论证了青年择偶空间正从家庭为中心的第一类生活领域向工作与余暇生活为中心的第二和第三类生活领域延伸,其中自我认识比重在上升,介绍认识比重在下降,二者处于双轨并行状态[4]。徐安琪认为自己认识是青年夫妇结识的主要途径,但他人介绍也不可或缺,其中,朋辈同事作为月下老人比例较高,而婚介所及公开征婚等另类择偶作为传统择偶模式的有益补充,也逐渐发展起来[5]。而中科院2008年的最新研究数据也得出相似结果:父母包办的婚姻占3.3%,亲友介绍的占55.8%,中介机构人士介绍的占0.2%,自己认识的占40.6%,其他占0.1%[6]。除上述研究外,风笑天更进一步比较了未婚青年与已婚青年择偶问题,得出结论:同学是未婚青年择偶最主要的结识方式,但同学关系走进婚姻的比例不到一半。自我结识虽是青年择偶主流,但他人介绍结识已在已婚青年择偶中占40%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7]。总体而言,以往有关择偶方式、择偶过程或结识途径的研究,多是考察择偶中个人因素的影响,对社会因素的影响分析较少。而且较之于大众传媒的敏感及时效,学界对后者的研究显得匮乏且滞后。都市青年在择偶过程、择偶模式及择偶观念等方面发生的新变化,现实社会中快速变化的代际资源格局、广泛普及的广告征婚、电视速配及网络交友等形式,学界研究应有更多的关注和反映。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现实社会中的高流动率、快速变化的代际资源格局、广泛普及的广告征婚、电视速配及网络交友等形式,使得青年择偶方式及择偶空间正在发生迅速变化。在发达网络、创意思考、卓越品质追求、媒介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青年择偶出现了更多选择,如网络相亲、电视相亲、婚介所、私人聚会、交友联谊活动、相亲会等。这些选择既是社会因素介入后能直接影响青年择偶的重要载体,也是涵盖了择偶方式及择偶过程且充斥着众多不确定因素的空间和平台,还是一种个人及社会因素被自动纳入,且具有力量、生机、潜力及资源与竞争的关系网络系统。在这一空间系统内,不同利益主体自由博弈,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社会场域。它直接反映了青年择偶中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为考察个体及社会因素对择偶问题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现实基础。因此,婚介所、电视相亲、网络相亲及相亲会等都可以成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

      本研究最终选定大型相亲会这一择偶场域进行分析,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兼具零成本、低门槛、高收益的婚介所,对解决青年择偶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存在低诚信、乱收费等问题,如请“托儿”、“放鸽子”、“钓鱼”等。其次,电视相亲节目无疑是满足青年择偶需要的产物,但其仅能解决少之又少的青年婚姻问题,且有哗众取宠之嫌,其目标主要在于收视率,而非解决青年择偶难题。再次,最具时代特征的网络相亲或互联网婚介,虽以注册费为零、红娘专业服务、人人可参与著称,且所提供的网络平台更受年轻人青睐,但这种服务面临不确定性风险,红娘只能通过网络或电话确定择偶双方信息,所提供的服务仅为需支付高额费用的见面机会。此外,网络聊天、网络游戏、交友联谊活动、朋友聚会等活动形式也是青年婚配的重要媒介。然而,事实上这里存在一个悖论:现代社会发展为青年提供了多元择偶媒介,但越来越多年轻人却在选择中迷失,择偶难题究竟是个人造成还是社会引起,难以判定。为此,研究需要选择一个相对自由且大众化的社会场域,因而南京的“万人相亲会”②便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相较于其他场域,一方面,相亲会具有在场、公平、大众化特点,即每个人具有平等且接触式的参与机会,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另一方面,相亲会作为社会场域,它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兼具社会特征,又能体现青年在择偶过程中的积极主动性。

      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溯性探究方式,运用个案访谈与参与观察的资料收集方法,于2011年10月15日至2012年1月20日深入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实地研究。以滚雪球法,共访谈19人,包括万人相亲会的创办者1人(编码为A)、工作人员4人(编码为B)、会员9人③(编码为C)、非会员参与者5人④(编码为D);其中,对创办者A访谈2次,每次大约1.5个小时;对工作人员B1、B2,访谈2次,每次大约1小时,对B3和B4访谈1次,大约50分钟;对会员C4、C8,访谈2次,每次大约1小时,对C1访谈1次,大约50分钟,对C2、C3、C5、C6、C7、C9根据当时现场情况进行了访谈,时间为0.5~1小时不等;对非会员D3访谈2次,每次大约1小时,对D1访谈1次,近1小时,对D2、D4和D5访谈2次,每次大约0.5小时。“万人相亲会”的基本情况(创办历史、发展形势及运作机制)主要来自笔者实地观察和主办方口述;相亲会运行的成效及原因主要根据参与式观察与非结构式访谈所得记录并分析。其中,访谈内容主要以相亲会为主线,重点谈论对相亲会的看法及参会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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