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双重转型而出现的一个特定群体。农民工问题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社会学界在2000年以后开始注意到农民工内部的代际分化，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概念的基础上(王春光，2001)发展出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词，逐渐被学界、公众和政府接受。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的一代群体，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其的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这一群体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四大特征(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2010)。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目前已超过1亿人，不仅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而且在我国职工群体中亦已占据半壁江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代际特征突出(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2011)。概言之，他们外出务工不再单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希望实现人生理想。 不过，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仍然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类似的社会境遇导致了一些共同的基本问题。话语权问题即属于此类。在转型期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断裂”的状态；“失衡是理解断裂社会的关键所在”，社会权利的失衡在事实上构成了社会断裂的基本机制(孙立平，2004)。相应地，社会话语系统呈现出断裂和失衡的特征，弱势群体话语通常湮没不闻。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相对贫乏，致使传统农民工群体的话语权相当微弱。在理论上本应作为公共话语空间的大众传媒中，他们往往处于被排斥的境地，其媒介话语权状况可视之为“整体性失语”。 与传统农民工群体相比，整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媒介接触频率、媒介使用能力和媒介素养水平均有提升。相较于前者的“整体性失语”，后者的媒介话语权处于何种状态？如果依旧是不容乐观，可行的改善途径何在？这是本文旨在探讨的核心问题。如前所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日益重要，媒介话语权的现实状况直接关系其利益能否表达以及表达是否充分，不仅影响该群体价值与尊严的实现，而且对维护社会的动态稳定至关重要。此外，此项研究还有助于描绘当前我国媒介近用权的状况。 二、概念界定 媒介话语权是本文的核心概念。此概念的重心是话语权，作为近年来使用频率很高的热词，话语权的内涵至少有如下的表述：(1)“公民话语权是指公民享有的表达话语的权利，即公民所享有的表达其利益、意见与思想的一种言说权利或行为权利，每个公民不论身份、地位、收入、民族等，都平等地享有话语权，在法律范围内，任何人都不能剥夺、漠视公民的这种表达话语的言说权利或行为权利”(李水金，2009)。(2)“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话语权是指公民有就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是一种表达权和参与权的体现”(潘飞南等，2009)。(3)“话语权，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情景下掌握对社会行动及其相关规则的言语规范的权利”(陈成文、彭国胜，2006)。(4)“媒介话语权是指运用媒体对其关心的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以及各种社会现象提出建议和发表意见的权利”(周春霞，2005)。(5)“话语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是指信息传播主体潜在的现实影响力，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郑艺，2012)。这些表述明显不同，一个显而易见的差异是：话语权的实质指向究竟是权利(rights)还是权力(power)？ 对此，在本文中，话语权是指个人或群体能够自主表达其利益、意见和思想，从而对其他个人或群体产生影响的能力。它反映了在社会话语系统中个人或群体话语表达的实际地位、拥有的话语表达资源，以及其话语表达的潜在效果。相应地，媒介话语权是指个人或群体运用媒体自主表达其利益、意见和思想，从而对其他个人或群体产生影响的能力。 这一界定受到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影响。“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是他在学术生涯不同时期对“话语”进行分析时所采用的两种基本模式，前者突出强调了“话语的自主性和建构性”；后者则特别强调“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联性”(谢立中，2009)。在后一研究模式中，福柯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权力和知识之间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建构的。话语权蕴含了极为复杂的权力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王治河，1999)。因而，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权力需通过话语实现；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是掌握权力的关键。 三、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农民工媒介话语权的研究，基本皆是在将其视为弱势/边缘群体的框架内进行。纵览已有主要研究文献①，可以发现这些成果大致聚焦于以下问题。 第一，呈现农民工群体话语权的现状和由此所导致的问题。在相关研究中，农民工基本被描述为一个沉默的、失声的、被剥夺的、被边缘化的阶层。卫夙瑾(2004)通过分析所谓农民工“跳楼秀”的报道，指出：“在媒介话语中，他们总是处于被动，其主体地位在无形中被剥夺了，其话语空间在无形中被侵占了……他们的话语被限制、被扭曲、被推向社会的边缘。”农民工群体话语权的缺失，一般均被认为会加剧其生存困境。林莺(2007)指出：农民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都是“显性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从本质上讲，是由于其‘话语权缺失’造成的”。这一表述虽有绝对之嫌，但群体的强/弱与其话语权的充足/缺失之间的确存在一种相互构成关系。徐建丽(2012)认为：农民工的长期“失语”状况，使其难以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以致城市社会不仅对该群体的困境缺乏关注，有时“甚至将其视为生存与发展资源的争夺者和麻烦制造者”。 第二，分析农民工群体话语权的缺失原因。他们的失语现象被认为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产物。陈成文、彭国胜(2006)从社会学视角分析农民工的“自生性失语、信息贫乏性失语、制度缺陷性失语和文化垄断性失语”四种具体状况后，指出：“从根本上说，农民工话语权的丧失，是制度性缺陷所造成的严重失衡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具体到他们的媒介话语权状况，主要被归因于媒体的作为不够。拥有书写权力的媒介对弱势群体的忽视，源于它们肩负着“体制内的宣传者”和“市场经济下的营利者”两种角色(杨慧琼，2007)。在政治制约和利益驱动共同影响下，“强市场取向”的媒体虽然相对更能动地关注农民工议题，更多提供利益表达空间，但是离“为弱势社群代言”的目标尚有距离(李红艳，2007)。此外，农民工群体的媒介素养水平低也普遍被认为是原因之一。周春霞(2005)认为：“吸收和运用媒介信息能力的低下导致农村弱势群体没有主动争取话语权的观念和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