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254(2013)03－0001－03 自2007年4月上海社科院青少所发起召开首届“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以来，已经过去六年。2007年至2010年间，笔者先后组织了三届研讨会，这是全国各界青少年研究学者(包括社科院、高等院校和共青团系统研究机构的学者)打破系统、学科界限，共同研讨中国青少年研究及其理论建设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尝试。“跨界”交流的收获不小，但也暴露出不少前进中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在2010年第三届研讨会结束后，这样的交流探讨暂时沉寂下来。这三次研讨会发现了什么问题？如何把青少年研究及其基础理论建设的研究引向深入？笔者以开放的后现代的视角，将问题置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进程中，加以多维度的思考。现将陋见略表于下。 一、三届研讨会的简要回顾 自2007年起，在中国青少年研究界几位元老的督促推动下，三届“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相继召开。规模不大的研讨会本意只在于对近三十年的中国青少年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进行回顾前瞻，想不到会议得到了全国青少年研究界的热烈反响与积极参与，中国、上海、天津、湖南、四川、浙江社科院的，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团中央、上海、北京、浙江、山东、黑龙江以及深圳、杭州、广州等共青团院校系统研究机构的宿将新秀纷至沓来。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些青少年研究的后起之秀得到会议信息，不远百里、千里闻讯而至。与会人数不多，会议却开得热烈而深入。正是在全体与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三次会议都取得了一定进展。诚如会后一些学者对这几次研讨会进行的回顾总结那样，这几次会议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会议的讨论有了更清晰的学术自觉，也更加深入和透彻，为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中，将召开首届研讨会的2007年称为“青年研究的理论反思年”(蒯辙、蔡富有，2008；吴小英，2012)。 (二)由于学者的学科立场与话语系统的差异，“讨论的主题也在不断的重复和争论中裹足不前、难以达成统一共识”(吴小英，2012)。 (三)但(二)所述这种状态反而为多学科视角的引入和青年研究领域的拓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也给青年研究带来了多元化的开放空间以及范式变革的可能性(吴小英，2012)。 笔者很同意学者们的上述见解，从建构论与过程论的后现代哲学立场观之，三次研讨会只不过是青少年研究和基础理论建设长河中的一个节点或浪花，是对以往研究与建设的当下水平的评估与预测和对未来发展的可能的展望而已。研究还要前行，理论还要发展，我们只是展示问题、讨论问题，并不奢望传统意义上的“统一认识”，也不妄求现代意识下的“体系建设”，我们只希望这样的研讨会能多少有助于青少年研究事业的发展，能对实际的青少年工作有所启示与推动。 二、对研讨会存在问题的思考 在这三次研讨会上，有两个问题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与思考。这两个问题是： (一)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建设的关系 如果撇开生存与经济需求的因素(尽管这在中国的社科生态环境中颇为重要)，笔者以为：首先，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建设分属青少年研究同一目标下的两个层面，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建设显然应加以区分。学科建设以知识、理论与方法的系统整理与传授为目的，有助于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培养，其建设的侧重点在于学理的积累、梳理与“固态”性传授；基础理论建设，侧重点在于问题研究。青少年研究说到底是人和国民性的研究，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研究对象，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实际上都隐含着人或人性的研究内涵，所以人的研究、青少年的研究应是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性和整合性研究，更是对复杂性的“液态”性问题的研究。由于学理研究与问题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分工，所以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建设显然应加以区分。其次，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建设是相辅相成、相依相存的。面对问题研究的基础理论必须不断吸纳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应用于青少年研究，一些经过反复运用验证的概念、观点、理论框架应当不断被充实到学理研究之中，推动学科建设；与此同时，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工作者、研究者通过相对“固态”的学科培训，投入到实际的问题研究(即基础理论)的运用与发展中，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建设不断地互补、演进、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问题研究、基础理论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石或底座。事实上，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纯粹的学科与学理研究，学科建设、学理研究不是“避风港”、也非“自娱之地”，必须面对而不是背对不断出现的各类社会与人的发展问题。由此，我们也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都将指向社会与人，指向自然—社会—人类的和谐发展，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是不是也应该指向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健康和谐的成长与发展？如果由此生发开去，我们是否可以说失去了问题意识与人文指向的社会科学研究极可能陷入迷途？自然科学早已提供了前车之鉴。为此，在从注重经验综合、习惯笼统而感性的传统研究向注重学科分工、强调数模推演的现代研究转型之时，更要警惕这种倾向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