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史就是福利社会发展的兴衰史。社会民主党借着资本主义世界难得的高速增长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张，成就了社会民主党的执政辉煌。随着上世纪70年代后全球化时代到来，这一政策陷入全面危机，以“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开始主导西欧的政坛格局，新自由主义政党上台后开始推行福利制度的“社会化”、“市场化”改革，通过削减福利开支、摒弃国家管制等措施最大限度地激发经济活力，提高经济的国家竞争力。这些措施有效化解了西欧各国普遍存在的滞涨问题，推动了各国经济的强劲复苏。经历了执政的低谷期后，以英国工党提出系统改革福利政策的“第三条道路”为标志，西欧社会民主党开始评估全球化引发的社会环境变化对福利政策的影响，试图将福利国家发展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有效结合起来，在政策的理念、途径、措施、目标等方面对福利国家模式进行全面的调整，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影响下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要求。 一、全球化时代西欧社会党福利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上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福利制度的消极影响日益显现，各国政府陷入社会福利发展和经济滞涨等重重“福利困境”中，战后高水平的福利政策造成了西欧各国政府巨大的“财政黑洞”、政府主导式的福利体系产生了严重的浪费现象、平均主义的福利分配方式使社会出现了价值危机，福利政策曾经作为战后社会民主党的主要身份特征和价值符号，正在逐渐成为制约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瓶颈。正如1997年西欧10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机构出版的论文集序言中所说：面临全球化的挑战，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范式即“以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模式为基础，提倡充分就业，扩展社会公正，谋求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一种平衡，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欧社会党纷纷以“第三条道路”理论为指导，对本国的福利体系提出系统的改革方案，其福利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两方面。 （一）从福利国家到福利社会 传统福利国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政府负责，其实质是通过国家采取立法的手段和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对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传统的模式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也难以克服效率低下的弊端，而自由主义政党所倡导的以社会、家庭、个人替代国家作用的福利国家模式又加剧了贫富分化，导致社会危机。西欧社会民主党在综合上述两种理念的基础上，开始探索如何在坚持政府主导下更好地发挥社会的作用，以建立一种国家和家庭、企业、社区等平等合作的新的福利模式。1998年安东尼·吉登斯对这一转变进行了阐释：“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改变福利国家所蕴涵的风险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以形成这样一个社会：在政府、企业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是‘负责任的风险共担者’。” [1](P104)从这一思路出发，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对福利国家建设的模式进行了整体创新。 1．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为减轻政府财政压力，西欧社会民主党开始放弃高税收政策，改变原来单一的筹款模式，实行较为公平的“累进税制”，要求社会中的多元主体承担相应责任，以减轻政府在福利投入方面的负担。1997年上台的工党政府一改“提高税收和扩大支出”的传统形象，在新的预算中提出为期5年的削减公共支出赤字方案，1998年公布了福利改革绿皮书《我们国家的新动力：新的社会契约》，明确在新福利制度的融资问题上政府希望未来福利支付的增加通过私营部门来提供，而不是靠增加个人税收来扩大公共福利支付。政府通过积极发动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对福利事业的参与，实现了英国养老金的筹资60％来自国家、40％来自私营部门的目标[2]。2003年德国施罗德政府正式推出针对传统社会福利体系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核心是大幅削减现有的社会福利开支，减轻政府的福利支出负担，提高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西欧社会民主党政府通过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实现对政府财政的减压，同时进一步明确了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主体的责任和作用，普遍建立了政府、企业、个人三位一体的福利主体投资模式，分摊了高额福利费用带来的社会风险，增加了国家、企业、个人的责任感。 2．关注对象的中间化。传统福利国家制度主要关注下层社会群体，针对传统福利国家建设中富裕阶层离群索居、不愿意参与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造成的“社会排斥”现象，社会民主党开始把福利关注对象从社会下层转移到中间阶层。社会民主党将具体政策的设计由原来追求结果公平转变为机会公平，强调社会福利建设的重心在于为风险社会中的人们提供平等的抵御风险的机会。施罗德就指出，在德国进行福利体制改革“不仅要致力于各种抵御风险的保障，而且还在努力进行‘机会管理’，谁出现了中断职业生活的风险，谁就可以把职业劳动时间换成学习与继续提高熟练技术的时间，他不仅遭遇到一种风险，对此社会国家应该尽可能地提供相应保障，他还抓住了一个机会，社会福利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提供这种机会”[1](P37)。一方面，政府通过修改税收政策，不再向富人征收高额税收，同时减轻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以增强其社会安全感；另一方面，与原来主要保证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福利模式相比，社会民主党新的福利政策在制度安排上更加注重事前预防，将关注点集中在保障人的尊严和提高人的幸福感方面。 3．福利运行的“准市场化”。为了克服传统福利模式效率低下的弊端，西欧社会民主党吸取撒切尔主义在社会福利私有化、市场化改革方面的有益经验，在福利政策的运行方面进行了“准市场化”改革。罗伯特·平克指出：“随着福利改革的进展，普适性的法定社会服务正被福利混合经济所取代。残存的法定服务正按准市场形式重新组织，并按照竞争性市场理性标准来管理。据称，这些占支配地位的趋势带给我们的将是更少的普适性和更多的选择性，更少的集中性和更多的分散性，以及更少的单一性和更多的多元性。这些政策变化的目的是要鼓励福利中的多元性和选择性，强调消费者利益而不是公民资格。”[3]通过在福利政策领域推行“准市场化”运行方式，西欧社会民主党打破了原来一体化的福利保障模式，福利建设开始向多层次、多领域铺开。英国工党提出了“为能够工作的人服务，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保险”的口号，其“准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把社会福利对象分成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福利手段以区别对待。对于那些市场不愿投入的社会底层的福利需求，或者涉及国家或民族根本的社会需求，都由国家统一提供；而对于那些市场愿意介入的较高层次的享受型福利需求，则运用市场的力量使其得到满足。英国工党政府注重加强公私福利合作，尽可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福利运行方面的作用。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也在福利制度上适度引进市场机制，甚至直接实施部分福利的私营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