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理论与案例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眭纪刚(1978-),男,陕西大荔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科技与创新政策,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

原文出处:
科学学研究

内容提要:

在演化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协同演化概念,梳理协同演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在协同演化框架下分析技术与制度的关系,认为二者既不是单向决定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相互决定关系,而是一种协同演化。以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为案例,讨论了产业发展过程中技术和制度的协同演化过程与机制,认为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技术和制度协同演化的结果,最后给出若干政策启示。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13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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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化理论上承马克思、熊彼特和哈耶克等大师思想,兼收生物学及其他自然和社会科学精华,它不满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和数学形式主义,而是主张历史动态的研究观点,强调创新和多样化的力量,试图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框架,因而成为活跃在国际学界的理论热点[1]。演化理论为技术创新、制度演化、区域发展、创新政策研究等方面提供了新理论工具和思想方法。以动态演化的视角理解社会经济过程,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

      尽管演化理论研究取得了瞩目成就,但是仍然需要不断完善。例如,长期以来演化理论着重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对制度变革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进步相分离。钱德勒就认为“组织变迁通常是技术进步的附属物,并且也不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一股独立的力量”[2]。提出“技术经济范式”理论的著名学者Perez虽然强调制度变革与技术创新同等重要,制度变革要与技术创新相适应,但是技术经济范式概念没有说明这个适应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而且没有说明为什么是制度要适应技术而非技术适应制度,传统演化理论无法给出满意的解答[3]。

      近年来,受复杂系统理论的启发,演化理论从传统的搜寻和选择理论转向非线性动力学、自组织理论和协同演化等复杂系统演化理论[4-6]。经济分析中许多原先不予考虑的交互关系以及异质性在新近的理论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较之于简单的单向决定论,协同演化考虑两个以上的种群之间的相互因果、相互影响的关系,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变迁过程[7][8]。协同演化理论为揭示经济系统演进过程提供了全新的逻辑和独特的视角。本文将从协同演化的概念出发,梳理协同演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并深入分析最受关注的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关系,以工业革命中若干典型产业为例,研究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机制和过程,最后给出若干政策启示。

      1 协同演化理论的演化

      1.1 协同演化的缘起:生物学的概念①

      协同演化概念源于生物学,最早出现在Ehrlich和Raven的论文《蝴蝶与植物:关于共同演化的研究》中,意指两个以上的物种持续地互动与演变,且演化路径互相纠结的现象[9]。物种适应其所处的环境而得以生存,而所谓的环境亦即其他物种的集合。Ehrlich和Raven认为协同演化是大自然多样化的基本机制之一,但人们忽视了协同演化的存在。对协同演化的关注有助于揭示物种内部个体之间、不同物种之间以及物种与环境之间在进化过程中发展的相互适应性。

      Janzen据此给出了严格的协同演化定义,即一个物种的个体行为受另一个物种个体行为影响而产生的两个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发生的关系,是两种(或多种)具有密切生态关系但不交换基因的生物的联合进化[10]。其中,两种生物互相施加选择压力,使一方的进化部分地依靠另一方的进化。协同演化论与普通进化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在普通进化论中,一个物种往往被孤立地看待,环境以及其他相关物种被视为一成不变的背景,而协同演化论则坚持物种与环境之间在相互影响中是不断进化和发展的;同时协同演化论指出基因的变化可能同时发生在相互作用的物种间,但更强调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1]。由此可见,协同演化不仅是“演化”的,更是“协同”的,是“相互影响的实体间的演化关系”,只有当两个种群之间的演化存在“强影响”时才能构成协同演化[11]。

      此后,协同演化概念在生物学领域获得了长足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发展成为生物学的一个重要分支[12]。与此同时,协同演化思想也迅速扩展到其他许多学科,如遗传学、语言学、计算机建模、精神分析等,逐步成为分析解释复杂现象的科学研究方法[4]。

      1.2 协同演化概念向经济领域的扩展

      尽管学者们对演化理论与生物进化论是否存在一定联系存在不同看法②,但不容置疑的是,生物进化论给予演化经济理论启示和灵感。Norgaard是第一个明确地将协同演化概念运用于社会文化、生态经济领域的学者,他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将自然视为科技进步的被动作用对象的观点,认为“自然是社会的,社会亦是自然的”[13]。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协同演化主要反映了知识、价值、组织、技术和环境等五个子系统的长期反馈关系。人类从物质和精神上改变世界,而新世界又反过来影响人类的思维与实践。与演化概念类似,协同演化概念通过类比和隐喻的方式扩展到社会文化、组织战略、经济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并在学术界掀起了协同演化的研究热潮,主要集中在如下领域:(1)产业之间的协同演化;(2)产业与技术的协同演化;(3)企业与产业的协同演化;(4)制度和组织之间的协同演化;(5)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③。

      尽管协同演化概念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但是并不是所有以“协同演化”为标题的研究都是真正研究协同演化问题[4],因此Murmann和Malerba强调必须严格界定经济领域协同演化的概念。Murmann对协同演化和并行发展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协同演化要求双方必须拥有改变对方适应特征的双向因果关系,而并行发展是指双方对一个环境的同时适应[7]。Malerba也指出,协同演化包括知识、学习、需求以及行为主体特征与行为、战略、策略的互动[8]。由此可见,协同演化概念有着三层内涵:(1)演化和协同演化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在协同演化研究中,必须有明显的时间跨度;(2)研究的对象种群之间必须彼此存在明显的联系才能够被看作是协同演化;(3)种群之间的变化必须同时,但是这不意味着它们必须在同一空间范围和同一时间段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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