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熟化的共生目标模式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小峰(1977- ),男,安徽太和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部博士研究生(安徽 合肥 230026),科学技术部科技经费监管服务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理论与政策(北京 100083);房汉廷(1962- ),男,内蒙古赤峰人,博士,科学技术部科技经费监管服务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金融、创新经济学。

原文出处:
科技进步与对策

内容提要:

科技成果熟化的一般过程包括技术成品化、管理模式化、产品市场化和融资专业化。在共生理论视野下,科技成果熟化过程中的多层次共生通过合作能够孕育创新能量。科技成果熟化可以划分为技术共生、市场共生、管理共生、金融共生等共生合作创新目标模式,技术、市场和管理、金融等共生模式均交叉融入科技成果熟化的分步子过程。分析指出,政府和社会应着力建设共生创新界面,营造共生创新环境,有效集聚各类共生创新要素,不断实现科技成果熟化和产业化。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13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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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如何促进科技成果商业化,使其潜在价值变成现实生产力,已成为各国政府和公司致力解决的问题之一。迄今为止,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仍然严重偏低,大约在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的成果转化率相比差距甚远[1]。在导致科技成果商业化困难的因素中,成果不成熟、产品无法市场化、融资短缺以及配套管理缺失是主要原因,科技成果熟化已成为创新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阶段。

      国内外学者对科技成果转化及技术创新过程要素的研究较多。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理论及五种创新分类,强调企业家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但未详细阐述技术创新过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迪隆、多西、厄特巴克等人[2]进一步探讨了组织、决策行为、学习能力、营销以及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指出提高技术创新效果的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各种要素的匹配关系,发挥协同效应。20世纪70年代,在演化经济学的启示下,弗里曼、多西等在更广的范围内开展了技术、组织、制度、管理和文化的综合性创新研究,从而促使创新管理的系统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克拉克和威尔瑞特[3]提出了技术创新研究开发团队的四种模型概念,即职能型团队、轻型团队、重型团队和自动型团队,认为相对于只限于技术领域的轻型团队,重型团队跨越了研究、开发、制造与营销、人事及财务等多个功能领域。杰里[4]在《新技术的商业化——从创意到市场》一书中认为,新技术商业化由新技术的构想、孵化、示范、推广和持续等5个子过程以及子过程之间的4个衔接环节组成。通过创造一种社会经济纽带,在技术商业化的各个步骤充分调动资源,将社会各方力量凝聚到一起,有助于实现新技术的商业化。国内技术创新专家傅家骥、许庆瑞等对影响创新结果的因素、机理进行了大量分析,认为技术创新要发挥各部门成员的积极性,充分展现技术、组织、文化、制度、管理的集成思想。王红梅等[5]认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必须有科研机构、教育培训机构、中介机构的合作及政府支持,创新链上各主体间的合作对创新至关重要。上述研究成果分别从技术创新的系统论、控制论和进化论等方面,对技术创新过程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尚未从创新生态学的共生理论视角对技术创新的深化即科技成果的熟化和运行机理进行分析。郭淑芬[6]基于共生理论,构建了由创新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三要素构成的创新系统,认为把创新系统视为一个集创新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要素为一体的共生体,具有理论意义。本文拟引入种群生态学的共生理论,采用共生分析方法,将科技成果熟化过程中的各主体单元视为具有复杂共生关系的生态有机种群,以探究科技成果熟化的共生实现模式。

      1 共生理论及分析方法

      作为种群生态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共生理论[7]主要研究种群之间的信息传递、物质交流、能量传导及合作共生关系。随着共生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共生思想及方法引起了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等的关注,一些源于生物学共生概念及方法的理论在诸多领域内正得到运用和实施。袁纯清[8]最早运用共生理论研究小型经济,认为共生是指共生单元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生态共生系统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3个要素构成。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是形成共生体的基本物质条件。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形式,它既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的互动方式与强度,也反映它们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互关系。共生单元以外所有因素的总和构成共生环境。共生三要素相互作用的媒介称为共生界面,它是共生单元之间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媒介、通道及载体。

      共生理论分析就是在认识和掌握共生关系的基础上,分别深入分析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弄清共生条件、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从而探索共生进化的实现条件和模式。

      2 科技成果熟化过程

      2.1 科技成果熟化背景

      关于科技成果熟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提出的技术就绪等级(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TRL)。2003年美国国防部颁布了技术成熟度评价手册,针对应用新技术后研制出的产品以9个等级加以度量:①TRL1,基本原理被发现和报告;②TRL2,技术概念和用途被阐明;③TRL3,关键功能和特性的概念验证;④TRL4,实验室环境下的部件和试验台验证;⑤TRL5,相关环境下的部件和试验台验证;⑥TRL6,相关环境下的系统/子系统模型或原型机验证;⑦TRL7,模拟环境下的原型机验证;⑧TRL8,系统完成技术试验和验证;⑨TRL9,系统完成使用验证。美国国防部通过该指标,对国防采购项目的技术成熟度和进展情况进行控制。进入21世纪,各国都对TRL有了更深的研究和应用,技术成熟度已发展为多种分支标准,包括制造就绪水平、集成就绪水平、设计就绪水平、能力就绪水平[9]、商业就绪水平[10]等。技术就绪指数被引入我国后,国家标准《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2009)给出了基础研究项目、应用研究项目、开发研究项目的9级TRL量表,以对科学研究项目进行管理和评价。在该标准中,技术就绪水平(TRL)被定义为工作分解单元的技术成熟度,技术就绪水平量表是指统一规定用于评价特定技术成熟度的测量工具[11]。可见,TRL是一套测度技术成熟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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