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23；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3)04-0166-06
就人的社会属性而言，集体主义精神是一种古老的存在样态，是人类在长期共同生活、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集体心理特征、思想情感的综合反映，是人类长期以来改造自然、造福社会、完善自身以及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集体主义作为道德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确立起来，成为人民群众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源泉。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集体主义误读、误解、误用，使得集体主义很大程度上成为借以慰藉的道德口实，甚至沦为某些企图谋取不当个人利益、以个人主义置换集体主义等不轨行为的幌子，致使集体主义貌合神离、面目全非。因此，如何还原集体主义的本来面貌，并结合时代主题对其进行新的诠释则显得尤为必要。
目前，学界对集体主义研究的思维逻辑多是要么单方面对集体主义的本质内涵以及现实价值进行正面的合理性论证，要么在对个人主义倾向进行有力批驳的基础上凸显集体主义的优越性，只有少许对集体主义的困境进行反思和对现实路径作展望规划。总体来看，现有成果的主旨思路仅仅围绕“何种集体主义”进行反思、论证和描绘，而忽视了“谁之集体主义”也就是集体主义主体性问题的探讨。笔者认为，主体向度不仅是透视当代集体主义现实困境的关键，更是重塑集体主义的关键。
一、主体异化：理解当代集体主义现实困境的关键
面对当代集体主义的现实困境，人们往往求助于马克思“真实的集体”与“虚假的集体”的区分或者致力于照顾个人利益的呼吁。这样，至少就会造成两个问题：第一，“真实的集体”是谁之“真实的集体”?第二，既然利益调节手段是当前调节集体与个人关系、维系集体主义内部和谐的主要方式，何以这种调节手段效果式微，甚至造成集体主义日益虚幻化，更有甚者怀疑集体主义的合法性?是利益调节方式本身出现了问题?还是我们忽视了其他因素?笔者认为，注重利益调节方式固然重要，但是要摆脱当前集体主义之尴尬境地，必须要对当前主体生存状况作针对性检讨，考察哲学史上的“主体异化”理论能够给予我们必要的理论支援。当然，对“主体异化”的内涵进行新的界定也是尤为必要的。
从词源意义上说，异化(alienation)来自拉丁文alientio和alienare，常用于表示受异己力量支配而产生的脱离、转让、奴役等义。“异化”曾是经院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提出“劳动异化”理论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生产活动的不合理性，即人创造出来的产品反过来统治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身体受折磨，精神遭摧”[1]。在此，马克思已经考虑到了“异化”带给主体的情感创伤、幸福指数下降等负面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倾力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主体的关注，着眼于科技进步、生存境遇、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异化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全景式彻底批判。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它在直面“人”之主体进行深度剖析、人性拷问以及对于现代社会严厉控诉等方面还是具有较为普遍的借鉴意义的。我们这里所说的“主体异化”主要是指在当代消费社会市场经济原则主导下，人深深陷入消费社会的物化逻辑，以交换原则为上，致使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功利化、表面化、货币化、冷漠化，由此给个体精神上带来难以消解的孤独、不安而产生深层次的生存焦虑，以及由此造成人际交往看似忙碌有序、礼仪繁琐，实则个体之间早已丧失了彼此感情融合之亲和力的状况。从这种“主体异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当代集体主义，我们就会发现当代集体主义的种种困境可以得到有效的解释。
首先，“真实的集体”必定由“真实的个体”组成，“真实的个体”之间才能生发出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构成“真实的集体”。过去某个时期，由于我们过分强调无私奉献的精神，过分强调集体主义的一元性，使得私有制根本没有得以滋生的土壤，“恨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个人主义”在有限的时间内被彻底击溃。“集体主义”成为没有对立面的、毋庸置疑的绝对道德原则，服从即美德，个体的现实生理欲望似乎蒸发了，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片道德狂热的氛围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痛定思痛，致力于打造一个充分维护个人利益的“真实集体”，“集体主义”走下神坛，“集体主义”权威不知不觉消隐。与此同时，“个人主义”①似乎未加否定地以新的形式确立起来，并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深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办事风格。长期以来，造就了一批批无道德敬畏感、无道德责任感、无道德约束感的“自由个体”。在这种“自由个体”占多数的群体中倡导“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必然会造成这样一种景象：虽然诸多道德条目内涵丰富、井然有序，真正实行起来却成了一纸空文，造成形式上的道德呼吁与现实中游离个体的脱节现象。因为这些条目无法融入到个体的具体生活之中，甚至在本质上是与它们的个人理念相冲突的。对此，我们往往只是从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方面找原因，认为主要问题在于集体主义无法找到让个体信服的理由。试想：对于以个人利益至上为人生哲学的人，即使高尚的道德说教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要让集体主义去一味迎合日益复杂的利益关系、多元的价值观念?其实，哪怕是最普通的道德原则，只要我们去认真实行也会对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问题不止在于我们是否能从理论上把集体主义美化到完美无缺，而更重要在于我们能否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其次，仅仅照顾个人利益也不一定能唤起集体主义的热情，不真实的个体即“主体异化”才是集体虚幻化、利益调节手段式微的根源所在。长期以来，我们把利益调节手段作为协调个人与集体、和谐集体主义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但是，情况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不但没有培养起人们的集体感、道德感，却培养起了强烈的利益感，出现了诸如个人利益膜拜、团体利益“割据”的现象。那么，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单纯的利益调节不能培养起集体主义的德性根基，如果施之不当可能会助长讨价还价的社会风气。记得2009年湖北三位见义勇为的大学生救人溺亡，“打捞公司”的雇员却拉着绑尸绳，伸手与岸上的师生谈价要钱，相关信息在网上一经公布，舆论顿时哗然。纯粹利益调节必然诱使诸如此类见利忘义的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回顾我国集体主义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建国初期，由于过度强调集体主义，的确出现了严重损害个人利益的现象。但是，那也的确是一个奉献的时代，无数青年上山下乡、用青春演绎生命本色、用汗水铸就人生价值，是一个洋溢着正气的时代。扬善抑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时代，有着浓厚的集体主义情节，人与人之间有着以情感为基础的亲和力。然而，如今人与人的交往多是停留于功能化、表面化、货币化，必将导致彼此之间心灵的陌生与冷漠。在大城市中生活的个人、家庭与左邻右舍几乎无任何联系，大家充满戒备，彼此孤立地生活。甚至夫妇、父子、兄弟姐妹之间联系也甚少，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难以沟通。同时每个人言论和交往不是发自内心，来源自己的思想，而是在说“众人之说”。试问：如此孤独的个人、疏离的人际关系怎能组成一个具有向心力的集体?又何来真实的集体主义呢?当然，我们不是呼吁回到过去，而是反思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物质资料匮乏的时代却能将民众紧紧团结在集体主义道德的旗帜下，而在物质资料极为丰富的当今社会却为何难以产生如此的向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