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3)05-0027-05 孟子(约公元前385年—公元前304年)是战国中期的儒家学者，一代宗师。本文拟讨论孟子的人性论与道德哲学思想，特别是性善论的真意及其中有关道德理性与情感的看法。 一、孟子的人性本善论的真意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人性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争鸣的一个焦点。《孟子·告子上》第6章记载了孟子的弟子公都子的提问。这一提问概括了当时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一是告子主张的“性①无善无不善”论，二是有人主张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②，三是无名氏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论。 告子主张“生之谓性”。在那时，“生”字与“性”字互训。告子代表当时流行的看法，常识的看法。告子说，人性如河水一样，引向东方则东流，引向西方则西流，都是由外在环境和条件决定的。孟子则提出了与当时流行看法迥然有别的有关人性的新看法。他指出，水可以向东向西，但水总是向下流，虽然人们可以把水引上山，但向上流却不是水的本性，而是外力使它这样的。人也是这样，人性本善，就像水向下流。而人的不善，不是由他的本性决定的(《孟子·告子上》第2章)。也就是说，人之为善，是他的本性的表现，人之不为善，是违背其本性的。例如牛山草木繁盛，但因人为的破坏变成了秃山，这不是说牛山的本性不能生长树木。同样，人在事实经验上的不善，并不能证明其本性不善(《孟子·告子上》第8章)。 孟子认为，犬之性与牛之性不同，牛之性与人之性不同(《孟子·告子上》第3章)。人有自然的食色之性，但人之所以为人，或者说人与禽兽的本质差异，在于人有内在的道德的知、情、意，这是人所固有的道德属性。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第6章) 按孟子的看法，恻隐、同情、内心不安、不忍之心，如不忍牛无辜被杀等，诸如此类道德的情感是善的开端、萌芽。人内在的具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道德的同情心、正义感、羞耻感、崇敬感和道德是非的鉴别、判断，这些东西就是道德理性“仁”、“义”、“礼”、“智”的萌芽。这是人内在固有的，而不是外力强加的。把这些萌芽状态的东西扩充出去，就可以为善。 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第10章)仁是人最安适的住宅，义是人最正确的道路。人都有仁义之心，之所以丧失良心，是因为不善于保养。如果不加以保养，就会失掉。人们丢失了家中养的鸡犬，知道去寻找，然而丢失了良心，却不知道去找回来。因此孟子提出“求其放心”，即把那丧失的善良之心找回来的要求(《孟子·告子上》第11章)。人与非人的差别本来就小，君子保存了，一般老百姓却丢掉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第19章)舜是按内心保存的仁义去行事，而不是在外力之下勉强地去行仁义。“由仁义行”，是由道德理性而行，是人按内在的道德命令而行，是人的道德自由；而“行仁义”，则是被动地按社会规范去做。 孟子与告子辩论，以类比法在杞柳之辩、湍水之辩上成功，又进一步运用反诘式、归谬法，在“生之谓性”之辩、“仁内义外”(告子一方)还是“仁义内在”(孟子一方)之辩上，最后归谬成功。按告子的思想逻辑，犬、牛之性与人之性没有根本的差异。孟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揭示了关于人性的新的观念：人具有不同于动物或他物的特殊性，这就是道德性。孟子不否认人有自然欲望之性，但他的意思是，如将自然欲望作为人之本性，则无法讲清人之与动物或他物的区别，只有道德本性才是人最根本、最重要的特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尺。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第6章)“情”，在此作“实”讲；“才”，在此与“情”一样，也即质性。这句话的意思是，“若照着人的特殊情状去做，自可以为善，而人在事实上为不善，不能赖在所禀赋的才上面。而孟子言情、才，就明白地显示，善不只存在于彼岸，实内在于我们的生命之中。有了这样的心性禀赋，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性善乃专就禀赋说，与人在现实上行为的善恶并不相干”[1]149。 孟子把良心称为本心，本心是性善的基础或根据。良心本心是上天赋予的，“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第15章)。“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第15章)孩提之童都知道爱其亲，长大也都懂得敬其兄，亲情之爱，敬长之心，就包含有仁义。这都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仁义是禀赋，是内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