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中有云：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淡，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① 这段被引用无数遍的话，本是针对正始年间事而发。按照顾氏观点，当时玄风盛行，“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胡互僭，君臣屡易”。顾氏举嵇康之子嵇绍为例，称其不计司马昭杀父之仇，委身事晋，“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时人不以为丑，反以为尚，“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顾氏“亡国/亡天下”之辨人所共知，然若揆诸原文语境，真正同意其观点者又有几人?凭什么说魏晋时“仁义充塞”、“入于禽兽”呢? 顾氏所谓“仁义充塞”、“入于禽兽”，是指人伦关系的正当准则遭到了破坏：人与人之间交往信奉的是利益与需要，而非仁义与道德。按照古人的观点，“五常”与“忠孝”代表的是在人伦关系中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基本准则。抛弃了这些准则，人不成其为人，即所谓“无父无君，入于禽兽”。这正是孟子人禽之辨的要义。在魏晋时期，仁义忠信不行，君臣之道不彰，政权更迭像走马灯一样频繁，谁的势力大谁就称帝。先是曹氏代汉，接着是司马氏伐魏，再接着战火烧到了司马氏内部。没有“八王之乱”，何来“永嘉之祸”?西晋王朝才延续半个世纪就覆灭了，难道与纲常毁弃无关? 以顾炎武的眼光看今天，人与人之间难道不是同样失掉了恒常的准则，以至于人心不稳吗?正因为人心为势利和欲望所主宰，人伦关系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和变态，才有各种各样的怪现象。在人伦关系失去基本准则这一现象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人格的堕落。当人的精神长期找不到家园，自然会由扭曲走向变态。由此出发可以理解，顾炎武亡天下之忧，在今天并非过时之论。荀子云： 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荀子·解蔽》)所谓“尽伦”，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达到了理想、完善、极致的境地。在儒家传统中，理想的人际关系(尽伦)首先是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即做领导就要有做领导的修养，做父母就要有父母的仁慈；相应地，做下属要有下属的品德，做子女要有子女的孝心；如果每个人都很好地完成了其所应扮演的各种角色，就可以建立理想的人际关系，表现为上仁下义、父慈子孝等。因此，理想的人际关系需要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信任和忠诚来做到，也就是按照仁、义、礼、智、信、忠、孝等价值观来做人，所以儒家提倡“五常”与“忠孝”。“尽伦”并非荀子个人一己之言，而是整个儒家社会政治思想之重要方面。我们不能忘记，数千年来，“尽伦”代表着中华民族建立社会道德的基本方式。只是自从20世纪以来，中国人崇尚西方，将一些西方价值观奉若神明，中华民族几千年赖以立身的基础道德遭到了摧毁。大抵说来，这一摧毁过程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是“文革”时期以政治需要为压倒一切的前提，彻底否定亲情、否定仁义忠信等传统价值的运动；二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思想洗礼，社会传统道德的基础已被连根拔起。今天，在中华民族重建社会秩序和道德基础的紧要关头，重新反省儒家人伦思想赖以存在的基础尤为重要。本文试图说明，儒家所强调的以人伦关系为社会秩序之本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有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即使是今天，人伦重建仍为中国社会秩序重建的基础，同时也是儒学复兴的必由之路。 二、人伦重建的现实基础是文化心理结构 有人会说，现代社会与古代不同，人伦关系是法治所保障的，所以只要推动法治，保障人权和自由就可以了。然而，单靠人权和自由可以建立理想的人伦关系吗? 早在20世纪初叶，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所领导的文化相对论思潮，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文化进化论展开激烈的批判，以大量雄辩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资料推翻了古典进化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后者大多数也都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在我国长期流行，至今不衰。这些论点包括：人类所有的文化都遵从同样的发展规律、从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人类各文化的发展有共同的终极目标或方向，等等。文化相对论证明了人类不同文化存在不同的逻辑和规则，就像不同语言的语法规则不同一样；因此，不同的文化可能存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在对一个文化的深层规则或内在逻辑没有充分了解之前，千万不要对其作价值评判；并不存在对人类所有文化普遍适用的统一的文化进化规律或方向，也不能轻易对其他文化是否高级/低级作出结论。其后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萨皮尔(Eward Sapir，1884-1939)、克鲁伯(Alfred Kroeber，1875-1950)等人分别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明文化的“模式”(patterns)问题，指出每一种文化均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它可能是由与该文化相关的“文化无意识”构成的。文化的深层无意识结构，可能决定了一个文化的价值体系、运行机制及目标追求等②。 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制度、科技等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它的文化心理基础可能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而一个文化的核心价值、社会整合方式和制度模式，有时建立在其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之上。今天，在工业化、现代化席卷全球的时代里，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面临着极为深刻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等各方面的变化；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变化不足以说明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生活方式就会被颠覆。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被公认为非常成功的日本就是典型一例③。文化价值的连续性部分地可以归因于某种风俗习惯的惯性，但也不尽然。根据目前文化心理学界对于中国文化模式，也即中国文化深层心理结构的研究，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从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来说明。鉴于中国文化自身数千年来一贯的深层心理结构至今并未发生变化，所以今天及未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仍然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