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3)04-0007-05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由一个“熟人”社会转型为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极少数人作恶的现象总是一个接一个地令人触目惊心，甚至毛骨悚然。如三鹿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地沟油事件、毒胶囊事件等等。轻者毁了一个企业、乃至我国食品、药品的国际市场，重者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惩恶扬善成为了人们的共同呼声。但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道德观时，对黑格尔的恶的进步意义却进行了肯定。如何准确而深刻理解恩格斯运用历史标准与道德标准对恶的道德现象的辩证分析，揭示恶的发生根源，它对于我国探索惩恶扬善的途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恩格斯对恶的辩证分析 面对市场经济少数人作恶的现象，有的研究者反思我国的文化传统，把其归结为我国儒家思想主张性善论的不足，并认为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性恶论对于惩恶扬善更具有其积极意义。这一点，难以让人苟同。我国也不乏性恶论的思想传统，如荀子、韩非、李斯与秦始皇等就是性恶论的积极推崇者。试问，为什么这些性恶论的传统并未积极影响现代社会道德惩恶扬善的进程呢?其实，问题并不在我国文化传统中性善论或性恶论，无论是提倡性善论，还是性恶论本身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黑格尔批判了西方人道主义人性善的片面性。他说：“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1](P237)针对黑格尔的论述，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1](P237)这是否说明，恶比善具有更高的历史作用?如果这样直线式地理解，那无疑是对恩格斯思想的曲解。 第一，恩格斯肯定了黑格尔对恶的辩证分析。黑格尔对恶的分析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道德意志自由的思想传统。意志自由本是人类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而自主作出决定并采取行动的能力，但是在康德那里，意志自由是先验的。费希特把意志自由看作纯粹自我设定自我的活动，并认为自由这样的行为才是自由的道德行为。因此，善恶不是人的天性，而是出自人的意志自由。他说：“人的天性原初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人的天性是通过自由，才成为善的或恶的。”[2](P187)这里的自由就是一种意志自由。黑格尔说：“人作为精神是一种自由的本质，他具有不受自然冲动所规定的地位。”[3](P29)黑格尔不仅把意志自由看作是精神的本质，而且把费希特的意志自由赋予客观对象性的内涵，从而使恶的分析更具有现实感。黑格尔说：“唯有人是善的，只因为他也可能是恶的。善与恶是不可分割的，其所以是不可分割就在于概念使自己成为对象，而作为对象，它就直接具有差别这种规定。”[3](P144)善与恶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善是意志自由希求的普遍性，恶是意志自由希求跟意志普遍性相对立的东西。所以，善恶是不可分割的一对道德范畴，恶与善不可形而上学地孤立地存在。没有恶，也就没有善；没有善，也就无所谓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对立和统一。由于恶的根源在于人的自由意志，自然界的各种事物不可能作恶，唯有人才可能作恶。这就是说，善恶是人的社会性的两面。费尔巴哈继承了当时西方的人性论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传统，把人性看成是善，把宗教的本质看成是爱，从而鼓吹资产阶级对人以爱的人道主义的虚伪的道德观。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唯心主义的道德观时，深刻地阐述了恶的辩证法。在恩格斯看来，黑格尔的道德观从形式上看是唯心的，但是从内容看却充满了现实感。正如真理与谬误的对立一样，恶与善也是相互对立和统一的。恶与善的道德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的。西方一些道德学家包括费尔巴哈等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把人性说成是善或恶，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第二，恩格斯把恶的辩证分析上升到历史标准来批判费尔巴哈的道德观的非历史性。恩格斯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4](P433-434)道德是历史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有不同的善恶标准，一个社会认为是善的东西，在另一个社会看来就是恶的。善恶这种相互矛盾说明，区分善恶的科学标准是历史标准，而不是道德本身。道德的善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对社会、对他人的有价值的行为，道德的恶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对社会、对他人的有害的行为。尽管道德标准，是指道德主体对他人、对社会的进行道德评价和道德主体的道德行为准则，但是，只有那些符合社会历史发展必然趋势，有利于人类历史进步，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要求、愿望的行为，才是善的道德行为，否则就是恶的道德行为。 黑格尔把恶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决不是说恶比善对历史的作用更为突出。按照辩证法，善对历史的动力杠杆作用，这是人们的一般洞见。在古代社会，一个君主的美德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还比如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而恶的历史杠杆作用，人们却很少注意。尤其是费尔巴哈，他的道德观是非历史的。他认为“心是宗教的本质”。[1](P233)费尔巴哈把宗教的爱心看作是宗教的本质，又把人类的历史说成是一部宗教的变迁史。费尔巴哈不是从历史标准来看道德的标准，相反，而是用道德的标准来替代历史标准。在这里，黑格尔远远超过费尔巴哈，黑格尔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3](P11)道德意志的善与恶是否是合理的，不能以道德意志本身为前提，必须以是否符合历史必然性为前提。马克思在对功利主义与康德的善良意志的批判中，认为，资产阶级功利论无非是为资产阶级剥削辩护的理论。他说：“功利论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4](P484)这就是说，如果按照历史标准来看，功利主义也有自己合理性，那就是功利论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性质，与资产阶级的剥削事实是一致的。康德就不同，“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4](P211-212)。康德的善良意志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那种软弱无力的革命要求，他把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革命活动转向于一种内在的道德意愿。所以，康德的善良意志只是德国封建生产关系条件资产阶级革命要求的一种虚幻的歪曲的反映。费尔巴哈完全脱离历史标准来看道德，这是十分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