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视野，也是一种结合了地理学与社会学想像的批判性视角。“空间、地方和环境这三个词包含了地理学家们的大部分工作。”①在社会中历史地形成的空间、地方和环境的概念，不断地在社会再生产的目标、地方的价值与意义、差异与身份的新的主体性实践中获得新的内涵。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文主义批判及女性主义批判作为理解后现代视域中空间问题的三条重要路径，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理学家走过的知识和政治旅程，另一方面将会拓展我们对当今时代人类生活空间性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把握多元化的世界中一些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积累与社会再生产 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主要是由空间产生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来解读与分析空间，分析空间形式、地方环境如何整合到剥削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中，资本的积累与生产、消费、再生产空间环境如何关联，以及阶级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之间的复杂联系。它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组织和积累之间逻辑性的描述，从生产方式出发，对空间剥削、空间权力控制、地理不平衡发展以及经济危机进行空间回应。政治经济学批判接受的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的直接洗礼，展现的是空间关怀的资本逻辑，它从作为“深刻的地理事件的资本积累”②入手，分析资本积累之历史动力的矛盾，在空间中证明这些矛盾，然后再重复这个过程，在后现代语境下拓展马克思主义空间的分析研究，使空间影响成为不平衡发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是“主要建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一种激进的政治经济学，也掺杂着一些来源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后来的帝国主义论的推论”③。 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强调生产的首要地位，具备一定的政治敏感性，认为资本扩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资本主义进入新的阶段，即跨国资本主义阶段或所谓的全球化阶段。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图景中，资本扩张导致的资本主义的同一性(詹姆逊特别强调这种资本主义的同一性)打破了过去的“自然空间”，形成了新的空间关系，环境、民族国家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断改变，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和转型过程中不断形成的独特的“地理景观”。这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揭明，伴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组织方式的转变，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着并且影响全球的权力与霸权转移日渐成为现实，资本所代表的创新、流动、易变、即时、丰富等特质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价值观，从不同尺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空间性的方方面面：建筑物的设计、环境的营造、城市区域的经济模型、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生活。 在这样一种批判方面，有三位思想家特别重要，他们是詹姆逊、哈维和列斐伏尔。詹姆逊把这种新的空间关系的形成看成全球化的一个特征，认为必须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加以讨论和理解，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愈演愈烈的同一性(而非差异性)，迄今自治的民族市场和生产地带向单一地区的迅速同化，民族性生活必需品(如食品)的消失，和地球上所有国家不得不统一而成为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种新的全球劳动分工……新的无与伦比的一幅标准化图画，一幅被迫进入世界体系的统一的图画。”④地球缩小了，资本主义根据新的规模得到重组，进入“碎片化的”“文化的精神分裂”时代。因此，“确证无疑的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心理体验、我们的文化语言在今天是被空间范畴主导，而不是被时间范畴所支配”。⑤ 与詹姆逊不同，哈维从地理学家的视角对空间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哈维从社会生态生活之网中的资本积累过程的物质嵌入、剥夺性积累出发建构不平衡发展理论。他认为地理范围内的资本过度积累、资本聚集和资本流动，是不平衡发展的深层根源及主要推手。具有差异性的空间和生态环境由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过程所建构，反过来也建构了这个过程，包括社会公正的标准。在他看来，空间、环境与社会、经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化的机遇就寓于被资本逻辑和随意的异质行为所主导的社会再生产、时空的客观品质与意义剧变引发的危机体验之中，而不是游离于具体的物质条件的意义与力量之外。这也是哈维的特殊贡献。 哈维从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入手寻找由福特主义主导的积累方式向更为灵活积累体制转变的深层根源，因此在他的视野中，后现代主义是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产物。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过程的产物，两者密切地蕴涵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转变过程之中。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社会再生产物质实践活动的改变，时间和空间可能表达的客观品质与意义也随之改变。他赞同詹姆逊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时间和空间的困境，即时间和空间变化导致的紧迫危机体验，“我们的后现代主体之间根本没有空间坐标，因而实际上不能形成距离”⑥。时空体验是与后现代文化机制具有关联的资本主义积累体系崛起的动力机制，也是文化与政治经济实践复杂过程的重要调解纽带，它迫切需要人们重新思考现实与隐喻的权力领域和空间、场所、环境以及社会行动的意义。 这种时空体验是当代生活的重要特征。在这种时空体验中，他们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即时空压缩。他们认为，这种时空压缩，在城市生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资本流通主宰着城市的地形、社会关系和生活特质形成的空间，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就是资本控制下人造的自然环境不断建立与转换的过程。要改变城市规划，需要把握空间的组织与运作以及空间实践的复杂性。然而，恰恰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上，他们出现了问题。后现代的多元立场、内在的异质性、对个人主义的崇尚，加上永无休止的资本转变逻辑和投机逻辑共同造就的“情感结构中的深刻转移”⑦，使其与倡导一切以利润为中心、放任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同谋。新自由主义以其自身特殊的地理版图，动力机制和发展历程，在塑造空间中愈来愈占据着霸权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规划和资本积累地理过程的全球化与多样性之间的冲突，制造了城市区域、地理景观、地方环境的实实在在的空间不平衡地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