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学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作 者:

作者简介:
闫方洁,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发展研究中心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
教学与研究

内容提要:

纵观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对待历史唯物主义迥然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可以归纳出五种历史唯物主义观。哈贝马斯在哲学反思中展开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并试图创立基于交往行为的社会进化新理论。柯亨、罗默、埃尔斯特等人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关乎事实的科学,并尝试运用分析哲学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微观方法基础。奥康纳、福斯特等人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生态唯物主义,全面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维度。詹姆逊、阿格里塔、哈维等人创造性地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象的分析中。鲍德里亚、拉克劳、墨菲等人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全面质疑并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3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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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10-0077-08

       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变化,“在当代条件下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和意义”,成为了西方左翼学者关注的焦点,并由此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观”是指,人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看法和观点,它表达了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地位、内容方法、意义价值等诸多重大问题的根本态度。本文选取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较具代表性的西方左翼学者,“西方左翼学者”主要包括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继承者、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在当代西方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资本主义批判的其他学者。分析研究了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并归纳出“重建”、“修正”、“建构”、“运用”、“背弃”五种历史唯物主义观。这其中既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也包含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和诟病。

       一、哲学反思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重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致力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哈贝马斯认为,从19世纪末期开始西方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它与自由资本主义截然不同,诸如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程度空前加强、科学技术成为主导性的生产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趋于缓和甚至熄灭、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日益增强等。因此,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过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范畴不再能有效恰当地说明国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其次,只有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才能使其成为关于社会发展和进化的普遍性理论。哈贝马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应该是一种具有反思能力的、有益于整治行动的社会进化理论。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机械、教条地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使其充满着经济决定论、目的论等历史客观主义倾向,因此必须加以重建。

       事实上,哈贝马斯所谓“重建”就是要通过彻底的哲学反思把历史唯物主义分解开来,之后用新的形式加以补充组合。他断言,生产力并非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生产方式的更替也并非社会进化的真正机制。因为生产力受到工具性和目的性的支配、并不总是社会解放的潜力,而生产关系作为一种制度框架和社会机制只是在资本主义才出现;不仅如此,生产关系并不总是生产力的直接成果,在当今生产力并不依赖于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是通过个体的学习过程被掌握。

       在否定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理论之后,哈贝马斯提出,社会交往才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决定性驱动力。他从“社会劳动”的概念中分离出“相互作用和交往行为”——即在共同的主观上相互理解和相互制约的规范下主体之间的相互行为。他指出,行为主体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不断学习、并逐步将外部结构转化为自我的思想、观点、能力等内在结构,这才是一个社会能够进化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人类不仅在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技术上可以使用的知识领域中进行学习,而且也在对于相互作用的结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道德—实践意识的领域中进行学习”。[1](P159)前者构成了人们的工具性行为,后者构成了人们的交往行为,二者共同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哈贝马斯认为后者更重要,人们通过道德领域的学习可以形成关于道德的意识和法的观念,从而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利于社会进化和社会新结构的形成。由此一来,哈贝马斯从语言交往、道德规范等人类深层次结构出发揭示了社会进化机制。这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只从社会劳动和技术学习领域考察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路径。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试图解决资本主义新时期历史唯物主义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并努力冲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式“发展”,这一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他所谓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就是要用建筑在交往行为基础上的社会进化理论取代马克思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基础之上的社会发展理论。深究其历史语境不难发现,哈贝马斯的这一哲学建构是对现代社会运行体制进行反思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他明显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批判理论的学术风格。马尔库塞曾对单向度社会中技术理性的泛滥及其所导致的官僚主义统治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现存社会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压制了人们爱欲的升华,并导致了沟通和交流渠道的不畅通。哈贝马斯则提出通过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来推动社会的进化和发展,可以看出二者在逻辑上具有理论共通性。与此同时,在哈贝马斯的主张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马克斯·韦伯的踪影。可以说,哈贝马斯与韦伯关于在现代官僚体制中加入社会和人文关注因素的观点,具有目的上的趋同性。

       除此之外,哈贝马斯基于沟通、交往等认识论范畴来构建社会发展理论,无疑受到早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葛兰西等人“非经济决定论”的较大影响。他试图从文化与意识形态入手来寻求解放社会、消除异化的途径。这一做法使得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冲出了斯大林式解读的囹圄,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使哈贝马斯的思想具有典型的大陆哲学特征,确切地说是具有强烈的黑格尔主义思辨哲学的风格。相比而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主张在具体的现实中探讨社会发展,更具实践性和科学性。因此,对于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颠覆式的重建”,我们要理性分析、全面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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