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劳动条件下剥削及危机的新形式  

——基于马克思的立场对哈特和奈格里观点的解读

作 者:

作者简介:
唐正东,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原文出处:
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3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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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非物质劳动所推动的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既然劳动范式转型了,那么剥削方式有没有发生转变?说实话,能够沿着这一思路来展开学术观点的学者在当代西方学界已经不多了。且不说那些专注于解读资本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学者不会对此感兴趣,即使是像曼德尔这样从经济的角度来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的学者,也大多会跳过剥削这一理论环节,直接从资本主义国家无力解决其内在矛盾的角度来展开对危机的阐释。相比而言,哈特和奈格里对当代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解读是较有理论个性的。他们不仅研究了非物质劳动条件下新剥削方式的内容,而且还把它与帝国的危机与大众的解放潜能联系起来。这是跟他们在主体—政治的线索上强调阶级斗争的历史生成性作用有关的。法国调节学派的米歇尔·阿格里塔、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等人也强调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但他们不是从主体—政治的维度,而是从客体性的调节方式的维度来展开解读思路的,因此,他们不会像哈特和奈格里那样重视剥削方式的学术意义。也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对哈特和奈格里关于帝国条件下的剥削及危机的观点进行解读,既有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西方左派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的学术观点,也有利于我们通过发现他们思路中尚存在的问题,来思考我们自身在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的过程中应注意些什么。

      一、生命政治的剥削:真空地带中的新剥削方式

      哈特和奈格里尽管非常强调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之间的区别,但他们并没有说非物质劳动范式意味着剥削的终结,相反,他们还致力于探索非物质劳动即生命政治的劳动的条件下新剥削方式的特征,并把它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范式的危机联系起来。在《帝国》中,他们指出:“说帝国是‘自在的善’并非等同于说它是‘自为的善’。尽管帝国在埋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同时它又建立起了它自己的以剥削为基础的权力关系,在许多方面新权力关系比已被摧毁的旧权力关系更野蛮。现代性辩证法的终结并未带来剥削辩证法的终结。”(哈特、奈格里,第47页)在《大众》一书中,他们也明确地指出:“我们并不是说非物质生产范式是某种我们可以在其中自由地共同生产并且平等地分享共有的社会财富的天堂。就像物质劳动一样,非物质劳动仍然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受着剥削。”(Hardt and Negri,2004,p.149)实际上,哈特和奈格里并不想通过指认一种新的劳动现象来直接地建构一种理想社会,这不符合他们基于主体—政治维度的解读思路;他们想要做的是通过揭示新劳动范式中剥削、阶级斗争等的新形式,来建构一种新的主体性理论。

      哈特和奈格里把非物质劳动即生命政治的劳动(这两个概念对他们来说是同一个意思,区别只在于表述角度的不同)范式中的剥削称为生命政治的剥削(biopolitical exploitation),并且认为马克思以工业社会为背景所提出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这一概念已经过时了。其原因有二:一是非物质劳动的成果是无法像物质劳动的成果那样被定量分析的。由于非物质劳动所生产的是知识、信息、合作关系、情感等内容,这些东西显然无法用单位劳动时间的尺度来加以测量。一个人如果没有生产非物质劳动成果的能力,他即使坐在办公室里一整天,也无法生产出真正的劳动成果。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这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语境中需要加以修正的原因。二是非物质劳动的成果已经越出了资本所能控制的程度。在他们看来,生命政治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是一种主体—政治维度上的价值,他们有时也直接称之为“政治价值”。(参见哈特、奈格里,第31页)这种政治价值在内涵上已经远远超过了资本从中榨取剩余物的那种价值的内涵边界,资本对此无计可施,因为“资本永远无法控制整个生活过程”。(Hardt and Negri,2004,p.146)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从生命政治的剥削的角度来看,非物质劳动所生产的其实并不是产品,而是一种虚拟性财富:“当资本主义的史前史走向终结之时,社会和主体的合作不再是一种产品而是一种假定,生活原貌被提升到生产力的高度,或者就在它显现为虚拟性财富之时。”(哈特、奈格里,第352页)这种虚拟性财富与物质劳动条件下的物质财富相比,具有不受稀缺性法则制约的特点。也就是说,当我占有了某种信息、知识或情感的时候,并不影响他人来同时占有它们。这跟物质劳动条件下工人占有的劳动财富如果增加了,就会带来资本家所占有财富的减少的情况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哈特和奈格里说:“工业没有生产剩余物——除了社会活动的产物——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埋藏在伟大生活中的价值超越于标准之上的原因。如果生产没有完全被社会智力、一般才智同时也没有被情感表达所激活,将不会有剩余物,而情感表达决定着社会关系并统治着社会存在的体现。如今决定价值过量的因素有情感、知识交叉的身体、大脑的智力和纯粹的行为能力。”(同上,第351页)如果认可对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的追求只在财富稀缺性的前提下才会出现,那么,要理解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生命政治的劳动中没有剩余物的观点倒是不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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