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209(2013)04-0095-07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有各种各样的概括。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从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的转变，从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的转变，从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转变①。本文并不探讨价值观本身的转变，而是试图探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原因和机制。这些原因和机制既有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也有哲学和文化方面的。 一、哲学机制：主体多元化与主体意识的觉醒 哲学对社会和观念及其变化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之初关于实践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逐渐消除了与“左”的思潮相结合的价值观，并对过去一切陈旧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刻反思和重审。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和价值观念障碍，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价值观重大变化，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发挥了思想先导和催生新的价值观的重大作用。主体多元化与主体意识的觉醒，既是哲学催生新价值观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哲学促发价值观变迁的两个重要机制。 主体、主体意识或主体观念是价值观念的核心；社会主义的主体观念，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②。然而，改革开放以前，“人”这个主体不断地被虚无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主体被消解掉，人完全成了一种政治工具而被客体化和异化。主体的虚无和消解，自然意味着主体意识的缺失和消弭。如果说那时还存在所谓主体的话，也只是作为惟一的、最高的和整体化的主体——国家。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单向行政控制来强化自己的作用，国家代替了一切社会主体和个人主体，因此，不仅社会结构，而且人们的价值观都显示出“铁板一块”的状态，这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之所以是典型一元价值观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主体发生了多元分化，主体意识也空前觉醒。 主体的多元化是价值观多元化的基础和根据。价值是属人的，是主体性范畴；价值观自然就是主体(人)的价值观，价值观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观念，而是存在于人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之中，体现在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之中，展示在人的精神活动和价值态度之中。人既是价值的创造者、价值观的发起者，又是价值观的承担者。一切价值观的根据，全部在价值主体之中。价值主体的多元取决于生存环境、经济发展、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行为习俗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差别和对立。当然，价值主体是一元还是多元，最根本的还是与主体之间的利益是否分化直接相关，价值主体的多元与主体之间利益的分化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说改革开放前的价值观是一元价值观，是由于那时的价值主体实际上只有一个，即国家，其利益主体也只有一个，即还是国家，一切价值都归结为国家的价值，一切主体的利益都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利益。只有一个价值主体即一元价值主体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多元价值观的。我们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价值观是多元价值观，就是因为价值主体的利益发生了多元分化，主体的价值选择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局面，除了国家利益外，各个价值主体都有了自身的利益，主体价值的公共性空间也空前拓展了。在价值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每一个作为主体的个人和群体，其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必然就是多维的、多向的、多层次的和立体化的。人们因不同的价值立场而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各种价值标准的对立越来越明显，人们的意见越来越难以统一。这样，价值观出现多元化就是一种必然趋势和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主体得以独立和多元化，必然促使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意识的觉醒，一方面表现在对自身存在的清晰意识。20世纪80年代“自我”意识的凸显就是主体存在意识合乎逻辑的结果，过去那种主体虚无化的状况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自身利益的清晰意识，过去那种混沌模糊的利益意识开始苏醒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思考，即主体对自身存在和自身利益的清晰意识，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对他人存在和利益也具有同样的清晰意识。因此，各个独立自主的主体的存在和利益，自然就成为了多元价值观存在的根据；而每个主体同时意识到他人的存在和利益，就为多元价值观的和谐共存提供了主体依据。于是，改革开放以来主体意识的觉醒就使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转变成为一种必然。 改革开放以来主体的独立、多元化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不仅使价值观出现多元化，而且使价值观更倾向于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客观需要，决定了主体的独立首先意味着个体的独立；主体意识的觉醒也首先意味着个体意识的觉醒。虽然主体包括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主体意识的觉醒也包括群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并不缺失群体主体，群体主体意识也十分强烈，而恰恰是个体没有主体地位，个体主体意识严重不足，甚至受到压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一方面特别需要个体主体的独立及其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事实上也客观地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个体主体及其意识空前凸显起来了，其本质表现和内涵就是个体价值观的彰显。第二，由于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清晰意识，使得主体的价值观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来说，更多地关注日常世俗的物质利益和物质价值，过去那种具有宏大叙事色彩的理想和精神追求，在其满足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只能暂时退居幕后。这样，过去的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必然被世俗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所取代。 二、社会机制：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的相生相长 讨论价值观的变迁，不能孤立地进行，应该把价值观变迁放在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的关系中来加以审视。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的内在关联性，恰恰就是价值观变迁的重要社会机制。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时空压缩”，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不可忽视的重要机制。 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的关系究竟如何，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却很复杂，且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依此原理可知，社会变迁决定着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之一的价值观的变迁，社会变迁是价值观变迁的前提和基础，这从“归根结底”或“最终决定”的意义上说是正确的；按照这种理解，那么从先后关系来说，也是先有社会变迁，才有价值观的变迁，社会变迁引发了价值观的变迁。这种社会变迁对价值观变迁的决定性，对于我们来说早已成为一个预设性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