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和误解了。人们普遍地把这一理论仅仅当作一种抽象化纲目，而完全忽视了其内在具有并且本质重要的具体化承诺。在如此这般屈从于理智形而上学的解释方案中，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在丧失其具体化承诺的同时，变成了一种僵化的历史哲学公式。这种历史哲学公式按其基本性质来说，不仅必然是超历史的，而且只能从属于前黑格尔的主观思想及其外部反思。换言之，它们变成了与历史现实及其实体性内容分离隔绝的抽象形式；而且这样的形式可以被无条件地运用到任何历史进程的内容之上。而当这种完全无头脑的运用被看成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时，那些同样无头脑的实证主义者便似乎找到了合适的理由，来抨击“马克思主义借以强奸事实的空洞结构”了。为了有效地澄清这种理论状况，本文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根据中来阐说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如果这一探讨能从主要之点上有助于正确把握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及其具体化承诺，那么它对于深入揭示中国历史进程的独特性质，对于更加切近地理解当今正在展开的“中国道路”，将是不无裨益的。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是将整个人类历史的本质性把握为生产方式的变动结构，亦即把握为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主轴的社会基本结构的演化进程。因此，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理所当然地依循生产方式的基础定向来展开。其经典的表述出现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这一表述确实非常清晰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基本发展道路。我们还可以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在上述诸生产方式的前端和末端，分别添加原始公社制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样一来整个人类历史道路的梗概就大体完备了。 关键在于把握这一梗概的基本性质。它实际上很快被理解为一种受自然规律支配的进程：在一部分历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这一历史发展道路的梗概确实是在其严格和完整的意义上被当作自然规律来理解的。似乎支持这种理解的是马克思的下述说法：“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仅如此，“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同上，第101-102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似乎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历史道路受制于一般“自然规律”的进程。这样的规律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它正在开展着并一往无前地实现着对全世界的征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进程中来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而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又写道，尽管他在理论阐述上主要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即英国为例证，但如果德国读者以为本国的情况远不像英国那样糟糕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么他将会向这些读者指明：“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0页) 根据对这样一些观点的多重阐释，大部分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从总体上构成了将马克思历史道路理论作为“自然规律”来加以论述和发挥的理解方案。根据这种理解方案，从纵向上讲，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作为一种不可移易的自然必然性来展开和完成；从横向上讲，至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样作为一种不可移易的自然必然性实现并贯彻在一切民族或文明的实体中，从而使其一切实体性的内容统统瓦解并最终抵达一种彻底的齐一性。虽说在理论的实际运用方面可能要求某种必要的调整，但理论本身的逻辑看来就是如此。在这样的逻辑中，特别是在这种逻辑的根本性质中，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毫无疑问地变成了某种地地道道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然而，上述理论逻辑得以通行无阻的一个严重障碍是，马克思本人非常明确也非常坚决地拒斥和反对任何一种“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尽管人们似乎很愿意将这种理论强加给马克思。 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的那封著名信件中，马克思谈到了一位俄国批评家米海洛夫斯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同上，第341-342页)我们确实有必要反复领会这番话的每一个字，以便透彻地反思自己的先行理解——它是否已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了关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而马克思之所以坚拒“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是因为它永远达不到对特定的具体历史现象的真正理解，“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同上，第3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