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变迁的文化表达与生存焦虑

作 者:

作者简介:
车玉玲(1970- ),女,黑龙江双城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哲学研究(江苏 苏州 215123)。

原文出处: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角度探讨文化变迁的根源,而忽略了空间的因素。实际上,存在本身对于空间的不同体验,也是引起文化变迁的一个主要因素。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的不同文化特质与空间的变迁具有直接关联。在一定意义上,存在、文化、空间三者之间互相纠缠、具有共时性。被塑造出来的空间作为文化的凝固表达,它对于人的生存体验与生存方式具有直接影响。当代无差异的都市空间带给存在本身以焦虑与压迫之感。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3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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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3)04-0048-05

       长久以来,思想家们更多地追问“存在与时间”问题,不断流逝的时间成为人们思考的永恒主题;与此相反,我们脚下的坚实大地则被视为凝固恒定的客体,自然地理空间不过是作为历史的巨大容器处于附属的位置,因其恒定与先天具有而被忽略了,“存在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并未获得与其地位相称的关注。自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现代性后果的不断凸显,空间问题成为当代关注的焦点之一。不仅国外马克思主义发生了“空间”转向,在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研究等人文类学科中,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空间的本体论与存在论内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历史地理学、政治地理学、人文地理、身体空间政治学等新兴学科产生,空间生产、空间与政治、空间与资本、空间正义等问题被普遍关注。除此之外,空间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思想家们的重视,即空间作为生命栖居的家园,它不仅是一个场所、生产与生活资料的来源、实践活动与审美的对象,而且属人的空间也作为意义与价值的载体而存在,它是随着文化变迁与价值观念的转变而不断改变生成的文化空间。然而,在全球资本化的语境中,空间的文化属性逐渐消隐、文化空间甚至被牺牲掉(如古城的拆除等),无差异的都市空间带给现代人以异己的生存体验,“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福柯语)。因此,在当代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考察空间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存在本身尤为重要。

       一、空间的文化特性

       毋庸置疑,物理空间是人的存在前提,正因为如此,传统的对于空间的理解,一直是在地理学的视野内展开的,空间被视为一个凝固不变的、自然的地理现象。空间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被线性地理解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这在最初的人类历史中具有一定的普世性。然而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这种对于自然空间先在性与客观性的过于强调就逐渐显示其局限性,因为它遮蔽了空间具有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维度,同时也就遮蔽了空间的文化特性,似乎不断地改朝换代,丰富与改变的只是历史,而江山依旧,空间宛如不断上演各幕历史剧的舞台一样永不更改。显然,这种对于空间的认识具有明显的机械唯物主义决定论的色彩,抹去了空间中的历史维度,这种认识无论是对于空间还是对于历史本身都是片面的,在当代尤其不合时宜。爱德华·索亚明确指出,人作为空间性存在者——不仅被理解为空间是人之存在的前提,更应该理解为人是生产与规定空间的主体。换言之,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地建构与改造周围的空间。“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的更大空间与场所,也在我们只能去理解的意义上塑造着我们的行为和思想。”[1]7简言之,人化空间——即被人改造的自然空间具有社会历史特征,在不同时代空间以不同的姿态展现出来,表达了该时代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念与文化特征。同时,不同的文化空间也影响着人的存在。可以说,空间是文化的一种凝固表达,空间、文化与存在三者之间具有共时性。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文化空间越来越多地取代了纯粹的自然空间。

       列斐伏尔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将空间看作是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与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个方面。空间实践包括空间内的物质性生产活动,但不仅仅如此,它也包括人们对于自然空间的再塑造,即空间本身的生产或者说人化自然。表征是指人们借助语言、符号、象征等各种形式赋予空间以意义与价值的文化活动。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是在空间实践的基础上展开的。“空间表征”是指借助于语言或符号等使所构想的、设想的、物质实践的空间成为能够被谈论和理解的意识形态的空间。而“表征空间”则更侧重于“被体验的”与“被想象的”意义空间。在这里,被设想与生产出来的空间直接与人的生存体验关联起来,比如庙宇给人以神圣感、家让人感觉温暖而私密等。“表征空间是有生命的:它能言说。表征空间有着,例如自我、床、充盈着激情、行为、生活和暗含着时间涌动的场域。表征空间的基本性质是能动的和流动的。”[2]42在一定意义上,表征空间是空间实践与空间表征的“合题”。也就是说,表征空间即包括了具体的、物质的、实践的空间,同时又包含着象征的、想象的、体验的空间。索亚的“第三空间”与表征空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所谈到的文化空间、社会空间也常常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应该说,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三者辩证地存在于同一空间之中。空间与文化并不是分割或者附属的关系,因为人在再塑空间的过程中,必然要把自己的意愿、诉求、情感凝结在对象之中,这样的空间就不再是与人无关的客体,而是具有文化表征意义的“第三空间”,这样的空间本身具有社会性、历史性与文化性等。比如,天安门广场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在其建造的生产过程中,已经蕴含了人们所寄予的诸多情感诉求于其中,它还是一个意义与文化空间,空间实践的过程本身就是文化与意义空间塑造的过程。

       因此,每一种社会空间的形成与文化都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借助于文化的象征、隐喻、想象等手段赋予空间以意义,而空间则成为文化的一种表达形式,它即可通过庙宇、纪念碑、公园、各种文化广场等凝固的建筑形式表达价值理念与审美旨趣,也可以借助于当地土著的生活方式、民俗、传统等方式传达文化观念,两者常常是不可分割的(如祠堂等)。空间的变迁与消失往往意味着文化形态的变迁与消失,它直接与人的生存意义关联。与以文字记载的历史不同,空间所承载的文化特性是不可逆的,一旦消失则意味着一种生存方式及其所承载文化传统的消失,如北京的胡同文化与江南水乡古镇等,其生活空间与文化传承不可分割。可以说,作为文化表征的空间,不仅是意义的象征,同时还向人们传达一种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显然,摩天大楼、高铁、快餐店等现代空间与传统的“小桥、流水、人家”向人们传达的是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一般而言,空间所表达的文化内容与承载的意义越丰富、与人的生活联系得越紧密,则越是能够增加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存在的幸福感,从而转移与消解社会压力;相反,空间的功能越是单向度和功能化,文化内容越贫乏,人的存在样式则越是片面与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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