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复兴是当代西方实践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这种复兴与当代德性伦理学和社群主义有着密切关系。在这一思潮中涌现出了很多重要思想家，如麦金太尔、伽达默尔、阿伦特等，虽然他们思想的形态各异，但都带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色彩。众所周知，马克思把实践置于思想的中心，他的哲学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践哲学。随着对马克思思想来源研究的拓展，他和古希腊哲学、特别亚里士多德的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忽视这种关系就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 在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实践智慧(Phronesis)是一个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用它表示我们实践活动中特有的理性能力。虽然马克思没有关注这个概念，但马克思对于实践问题的探讨无疑体现了一种对实践合理性的追求。澄清实践智慧和马克思的关系，可以从一个重要方面显示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实践哲学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之间的联系及差异，这既有助于我们认识亚里士多德主义实践哲学的局限性，也有助于我们吸收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长处，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 一、实践智慧的内涵 要理解实践智慧的内涵，就必须了解亚里士多德对实践(Praxis)的看法。在他的实践哲学著作中，实践表示的是人的伦理和政治活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只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不涉及人对自然的加工改造。马克思主义所重视的物质生产劳动不属于实践，而被置于制作(Poesis)范畴中。为什么如此？这就涉及他对实践内涵的看法。在他那里，实践的一个含义就是实现。实践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活动，因而属于自由的生活。自由生活意味着从生存需要中解放了出来，而生产劳动受人类需要支配，并非一种自由的、配得上人的尊严的活动方式。真正的自由人是摆脱了物质需要的强制的公民，他们主要从事与伦理政治有关的事务，并在其中追求美德，实现良善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从道德立场出发，认为伦理政治交往意义上的实践高于工作和技艺，通过前者可以培养人的德性，从而实现人的特有本性即理性，而后者只是满足人的动物性需要，妨碍美德的实现。这种偏见使亚里士多德有一种精英意识，轻视物质生产、技术和制作活动，同时相应地贬低劳动者。 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知识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制作的三部分。理论知识包括自然哲学、数学和形而上学。制作知识是与技艺有关的实用性知识。实践知识是人们在伦理政治活动中的知识。知识是通过理性的活动产生的。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理性分成两个部分：思考永恒不变的事物的部分即知识的(epistemonikon)部分，以及思考可变事物的部分即考虑的(bouleuesthai)部分。理论知识产生于前者，而实践知识和制作知识产生于后者。在理性的知识部分中，科学可以通过演绎获得可证明的知识，其典范是数学。但科学本身不能获得演绎的始点，对于始点需要努斯来把握。智慧则包含了努斯和科学在内，既能够知道始点，又能从始点进行推理，因此是最完善的。理智的考虑部分包括了技艺和实践智慧，它们分别产生制作知识和实践知识。技艺的目的是在制作活动之外的，如完成的某个东西，而实践智慧将实践活动本身作为目的——做得好或成为善人就是目的。技艺只是对人的具体方面好或有益(如健康)，而实践智慧则对人的生活整体好或有益，相比而言后者更优越。在古代，德性表示事物的优越、优秀或卓越之处。由于在理性的知识部分中智慧比科学好，在考虑部分中实践智慧比技艺好，因此智慧和实践智慧分别是理性的这两个部分的德性。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虽然区分了实践智慧和技艺，但这种区分并不意味着一种对立。实践智慧是为了让人过上良善的、幸福的生活。技艺是为了生产某种东西，满足人的需要，这也是幸福生活所必需的。亚里士多德说：“实践的理智其实也是生产性活动的始因。”①这隐含着要把制作活动和技艺归属于实践活动和实践智慧之下，为人类良善生活和幸福服务的思想。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智慧不仅与个人的善有关，也和家庭或国家的善有关。由于政治要考虑对全体公民有益的事情或者说城邦的幸福，因此政治方面的实践智慧被看成是最高的，一个政治家尤其应该具备实践智慧。虽然实践智慧和普遍的东西(如总体的善)相关，但它要考虑具体事实，因为实践就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因此实践智慧不仅需要普遍的善的知识，也需要具体事物的知识。实践智慧能将具体知识和普遍知识结合起来，在具体处境中通过对具体事务的感知来决定如何做才合乎总体的善，而且实践智慧和伦理德性(如正义、慷慨、友爱等)是紧密相联的。只有具备伦理德性的好人才可能有实践智慧，而且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实践智慧以伦理德性代表的一般道德观念为出发点，同时考虑相关的事实，权衡轻重，做出正确的决定。可以说通过实践智慧，伦理德性才得以在行动中实现了出来。 亚里士多德创立实践哲学，充分考虑了实践领域的独特性，而实践智慧概念表达了实践领域所特有的理性。它既不同于科学的理性，也不同于技术的理性。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颇有研究的当代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实践的真正基础构成人的中心地位和本质特征，亦即人并非受本能驱使，而是有理性地过自己的生活。从人的本质中得出的基本德性就是引导他‘实践’的合理性(Vernünftigkeit)。对此希腊语的表述是‘Phronesis’(实践智慧)。”②如果从实践合理性的角度理解Phronesis，那么它和马克思无疑具有内在的关联，因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贯穿着实践理性精神。 二、实践合理性的困境 如果考察马克思的实践观，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对于实践概念的使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实践泛指现实生活的过程，“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③。在狭义上，实践指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因为人只有通过生产劳动才可能获得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通过生产活动，人改造了自然界，使自然人化，形成人类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人通过生产劳动也使得自身的潜能发挥出来，从而改变并发展了自身。由此马克思评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贡献在于“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④。虽然亚里士多德将生产劳动排斥在实践之外，而马克思将生产劳动作为实践的核心，其实他们所持的实践观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即他们都把实践作为人的自我实现的活动，作为人的自由的表现方式。只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生产劳动阻碍人的自我实现，因而将实践限制在伦理政治的交往活动上，而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最重要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