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安全视角下国家边界的“三重功能”及其优化组合

作者简介:
胡志丁(1986- ),男,江西上饶人,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地缘政治,E-mail:huzhiding2007@126.com;骆华松(1964- ),男,湖南永州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与区域经济,E-mail:huasong00@yahoo.com.cn;李灿松、张伟,云南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基地(昆明 650092)。

原文出处:
人文地理

内容提要:

国家边界长期以来都是政治地理学研究中的突出主题。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涌现大量毗邻国家之间的次区域合作,同时非传统边境安全异常突起。为此,国家边界由单一的维护传统边境安全的功能转变为同时维护传统边境安全、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及保障非传统边境安全的三重功能。这三者之间存在很强的内在联系,且相互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转化。在分析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形成梯级决策模式、合理定量化评估及建立多主体、多层次的协调机构来优化组合国家边界的“三重功能”的优化思路。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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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日期:2011-10-12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边界,特别是国家边界,长期以来都是政治地理学研究中的突出主题[1-5]。它作为政治单元的国家地域范围的标志,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接触与彼此分离的几何线。正是由于它是国家与国家相接触之处,因而往往也是国家间发生摩擦、冲突之处,它是政治地理学的敏感之地,是政治地理学家关注与研究热点[6]。一方面,国家间的边界区分了国家领土和国家司法权,由此导致领土认同的差异;另一方面,关于边界消失的讨论,至少在全球化时代边界重要性正在下降[7-9]。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发展受阻,在东亚地区涌现了大量毗邻国家之间的合作——次区域合作[10,11]。这种合作形式由于涉及边界或边界地区,导致国家边界的内涵、功能在发生变化,其对经济、人文、社会等要素和跨界合作的影响逐渐显现,国内外对国家边界及其经济功能的研究逐渐增加[12-15]。次区域合作由于受边界的影响强烈,这就使得众多经济地理学者集中去研究如何消除边界的“屏蔽效应”以促进合作[16-18];但是由于边界或边界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以及接连发生的全球性的疾病传播、食品安全和金融危机,边界在维护传统边境安全的同时,在保障非传统边境安全等方面显得同样尤为重要。

       所以在调节“边界效应”时不得不让我们考虑边界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功能。但纵观近年来国内外对边界及边界地区的研究,往往重视对边界的经济属性方面的研究,而忽视了边界或边界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属性的研究[19]。这种研究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华盛顿共识”实施后给拉美国家带来的惨痛教训。张学勇、金雪军(2007)以拉丁美洲实行“华盛顿共识”后的经济发展实况为依据,指出新自由主义在使拉丁美国家的经济体制不断走向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同时,也为拉美国家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非传统安全[20]。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开放度的增大,各国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经济风险也随之增加,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问题更是突出。所以从地缘安全的视角出发合理认识新时期国家边界或边界地区的功能,以其优化其组合在未来将显得尤为突出。

       2 国家边界的三重功能

       冷战结束后,全球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安全的范畴在逐渐扩大,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人身安全,食品安全,网络安全以及本文涉及的边境安全。汉语字典将“安全”定义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由此可以推断出边境安全指的是边境地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和不出事故。“安全”既具有客观属性,又具有主观属性,且只有当“安全”的客观属性和主观属性同时存在时,“安全”才会存在。同理,只有当边境安全的主观属性和客观属性有机结合在一起时,才有真正的边境安全,单一的追求边境安全的任意一个属性都不能给边境带来真正的安全。

       一般来说,边境安全包括传统的边境安全和非传统的边境安全。传统的边境安全主要指军事安全,而非传统的边境安全是指那些区别与传统的军事安全,又能给国家安全造成实质性影响的安全因素,其内容涵盖经济,文化,生态环境和跨国犯罪等多个领域[19]。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传统的边境安全威胁在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非传统的边境安全。我国是一个具有广阔疆域和漫长边境线的国家,边境安全在我国国家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边境地区的安全与发展,整个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就会受到影响。边境地区虽然远离国家中央政府,但是并不意味着边境地区就不重要,相反,它对于国家的核心地区,战略腹地具有保护和缓冲作用。而且我国的边境地区大多居住着少数民族,他们与周边邻国在民族属性,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价值观等方面有着亲近感和认同感。这种现象又增加了我国边境安全的复杂性。

       以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后,东亚地区在图们江、澜沧江—湄公河、东盟北部、东盟东部和中国(主要是新疆地区),以及中亚等地区涌现出了大量跨国界的次区域经济合作[21]。这种合作形式受边界的影响强烈,在促进边境地区发展的同时反过来对边境地区的安全影响甚大。国际边界有两种主要边界效应:屏障效应和中介效应。国际边界的屏障效应是指成为阻碍空间相互作用的边界效应。由于边界地区的自然地理障碍,特别是政治和军事的对峙,使边界成为国际经贸活动不可逾越的鸿沟。边界犹如一道屏障,中断了两侧的空间联系和经贸往来。封闭型的边界具有明显的屏障效应,边界两侧,两军相峙、严阵以待,边境地区除了浓重的火药味外,则是一片死气沉沉,更谈不上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国际边界的中介效应是指具有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中介效应。由于边界两侧往往具有山同脉、水同源、人同种、话同语等有利条件,可以促进边界两侧的空间互动作用。因此,在常态下,边界应是两国间接触和交往最频繁的地带。边界的这一种空间中介效应具有很强的显示度,只要可能,就会显现。开放型边界和半封闭型边界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现出边界的中介效应。边界的中介效应对次区域经济合作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降低交易成本,边界两侧山水相连,自然地理连续,这些往往使得跨境而居的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双方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第二抑制距离衰减原理,经济事物相互作用理论认为,在空间上,区域经济间的相互作用强度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相互作用的强度变小,即表现出距离衰减规律。而次区域经济合作由于地理相邻,作用的强度往往较大,彼此合作具有天然的地理临近基础。第三腹地优势和过境需求,边界地区往往是两国经济联系的重要口岸,两国间经济联系通常要通过边界地区进行交流。这就增加了过境需求,而过境需求的增大为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空前的活跃,将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当然,过境需求主要来自于边界口岸的腹地区域,因此边界区腹地范围的大小、边境口岸与腹地经济联系的强度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对边界口岸的过境需求的影响巨大[22]。但是,这种合作形式往往被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或组织利用,以边界的中介效应为条件,通过边界地区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作为手段,向国内渗透西方的思想、贩卖毒品等,严重影响了边境地区的传统边境安全和非传统边境安全。所以,次区域合作是一把双刃剑,边界的开放给合作各方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有可能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而进行的资源开发导致环境不可逆转性的破坏,边境经济合作、边境跨国旅游的兴起以及人口流动的加速,边境走私、制毒贩毒、拐卖妇女儿童、赌博、卖淫嫖娼等跨国犯罪活动也日益猖獗,给边境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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