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2-03-01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和平崛起是地理大发现以来，继西方兴起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伟大过程①。它不仅在内部改变了中国人自己的命运，使中国从一个封闭的中世纪式的农业社会转向一个开放的工商社会，还将在外部改变全球战略资源分配格局、重组国际政治的权力基础，并可能由此终结西方三百年主宰世界的历史，从而影响着未来人类发展的基本走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包括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流派，侧重于从理性选择角度对国家行为体(state actor)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而把空间维度抽象掉了。用这些工具分析中国崛起的外部效应，容易忽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全球和区域层面的空间结构变化，并由此形成了战略思维盲区。因此，通过赋予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以空间内涵，用之探讨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效应，以及这些效应如何通过反馈机制影响中国外交决策，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1 大国崛起地缘战略研究的理论基础 根据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大国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权力—利益半径的延伸②，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其利益边界不断向外延伸的过程。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当年欧洲列强所走过的扩张道路——土地占领和对外殖民——已不太可能出现，大国崛起在空间上的表现将更多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辐射范围或资源辐聚范围的扩大上。 1.1 国家有机体论 大国空间扩张可比拟于气球膨胀，二者都是系统内生动力(吉布斯自由能)积累与释放的结果。空间扩张是“国家动物”生存本能的反映，其根源在于现实世界中资源稀缺的普遍性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本质③。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在《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把达尔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生物学概念应用到国家的成长和发展上，提出了“国家有机体学说”。他及后来的瑞典学者哲伦(Rudolf Kjellen)认为，一个由特定人群在特定的土地上所形成的国家是一个空间性的生命系统，其行为具有一般生命个体几乎所有的一切特征，包括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人是要吃饭的，国家也需要一定空间来从中摄取各种资源，国家成长则要有资源空间的相应拓展作为必要支撑。地球有限的资源供给与人类无限的财富需求之间形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在一个自助(self-help)的国际体系内，一个国家为了生存必然会与其他国家发生竞争、对抗乃至冲突。 1.2 结构现实主义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在国际权力“金字塔”中的结构位置是造成各国对外政策不同的主要因素。后发大国的崛起必然会重塑现行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改变全球战略资源分配格局，从而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威胁守成大国的霸主地位，因此必然会引起守成大国的恐惧与敌视。为维护其霸权，守成大国会本能地动用战略资源对后发大国进行围堵、遏制与封锁，例如在后者周边地区进行战略结盟、甚至不惜发动预防性战争等(进攻性现实主义)。而后发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必然会动用各种资源寻求战略突围。概言之，大国博弈具有“零和”性，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另一个大国的战略噩梦④。这似乎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历史魔咒”，为此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曾深刻地指出：这是大国政治的悲剧[1]。 在今天，虽然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和核武器带来的恐怖平衡让大国共生共存成为必要与可能，但国际政治的本质并未因此改变。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中国在崛起中迎来的不会是别人的掌声与鲜花，而只能是百年的孤独与寂寞。 1.3 距离衰减规律 当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H.Coase)曾用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来解释企业边界(企业与市场两种资源组织形式之间的分界)的位置，受其思路启发，本文提出大国利益边界的动态决定原理。 国家是一个以追求其特定约束条件下自身效用最大化为行为目标的“理性动物”，它每时每刻都在为自身利益进行着成本—收益核算，并依据核算的结果规划自己今后的行动。大国之所以会在崛起中实施对外扩张，原因在于它认为扩张能为自己带来某些战略收益(更多广阔的生存空间)，而且预期收益越大扩张欲望就越强。换言之，扩张欲望是预期收益的增函数。正像气球膨胀需要对外做功、消耗内能一样，大国向外膨胀也需要克服由其他国家抵制所带来的战略阻力。这是大国扩张必须支付的成本。显然，大国利益边界的具体位置应由自身扩张动力与外部阻力的对比来决定，二力平衡时大国的利益范围达到极大值，此时扩张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在现实世界里，距离(时空阻滞效应)也是影响大国扩张能力的重要因素。大国对外部世界某点实施政治、经济和文化辐射的能力(场强)显然与该点距大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的远近有关。根据空间相互作用原理，场强变化遵循“距离平方反比定律”，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