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成本与国内产业地理

作 者:

作者简介:
许德友,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E-mail:finuse@yahoo.com.cn(广州 510053);梁琦,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原文出处:
经济学

内容提要:

中国目前的产业地理是在国内外经济一体化同时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文以贸易成本为核心变量,在空间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研究了国内外经济一体化对国内产业地理的影响。通过拓展Krugman and Livas(1996)的两国三地区模型,设定国内两地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情形讨论国内外贸易成本对国内产业地理的作用,并以后者模拟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与外部市场不对称的情形;通过数据模拟呈现内外贸易成本、市场规模与产业空间分布的关系。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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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产业更多地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在中国产业地理的版图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地位在不断下降,这种变化特征与中国的贸易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外贸易的开放凸显了国外市场的作用,这有助于国内企业和产业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而处于东部沿海的贸易便利区域往往首先获得了这种优势,然后在因果循环累积的效应下持续强化这种优势。与此同时,由国内地方竞争引发的地区分割也损害着规模经济的效率,最终反而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均衡。最近几年来,大量制造业产业和企业又开始不断从沿海省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部分制造业产业在东部沿海集聚的趋势开始被逆转,有很多因素推动了这种产业转移或扩散,其中,国内贸易成本的减小和外部市场地位的相对下降是重要的原因,前者是国内经济一体化深化的体现,后者以外部市场需求的相对萎缩为体现。本文发展了一个包含国内外贸易成本的两国三地区模型,基于此模型分析贸易成本对国内产业地理的影响。

      一、对外贸易如何影响国内产业地理

      一国的贸易开放可以影响国内的经济地理,传统的贸易理论、区位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都从贸易的角度研究对外贸易如何影响国内的产业空间分布。毫无疑问,从建模的角度看,以“中心—外围”为基础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对现实跨地区要素流动、商品贸易以及产业地理的描述最为合理,其严密一致的逻辑框架和令人信服的解释力,使得目前研究经济地理的学者不断在此基础上进行模型的改进和创新,本文模型也正是基于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改进,使其更准确地描述中国现有的对外贸易、产业地理、地区发展的情形,从而为分析中国产业地理、地区差距和区域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分析视角。

      关于“对外贸易的开放如何影响国内产业地理”这个论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Krugman and Hanson(1993)对墨西哥贸易制度变革对工业区位影响的研究,该文讲述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墨西哥采取了进口替代发展工业的传统策略,这导致了内向型经济的出现,墨西哥国内大部分工业都集中在墨西哥城周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开放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墨西哥的工业开始从墨西哥城扩散到该国北部地区,即靠近美国的美墨边界地区。显而易见,墨西哥的这种产业扩散和转移过程是因为相对国内市场而言,因对外贸易而使获得美国市场变得更重要了,同时其他因素如规模经济、产业的前后向关联及拥堵成本也影响着产业和企业的区位选择。Krugman和Livas在1996年将Hanson所描述的情形正式模型化,他们建立了一个两国三地区模型考察国内两地区间的产业份额如何随对外贸易成本的降低而变化。

      与墨西哥的情况相反,Alonso-Villar(2001)、Monfort and Nicolini(2000)、Paluzie et al.(2001)、Crozet and Soubeyran(2004)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即贸易自由化将提高经济活动的集聚度。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此两者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如Henderson(1999)就强调,对外贸易究竟是促进了国内产业的集中还是分散还需要考虑国内特定的地理结构和产业的初始分布;Behrens(2003)认为贸易开放与国内产业集聚的关系是非单向的,取决于国内运输成本的高低。Fujita et al.(1999)关于对外贸易与内部地理的模型也表明,虽然从总体上看,贸易自由化会使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在空间上显得更为分散,但是对某些产业而言,贸易自由化也可能带来新的空间集聚,同时使得各地区变得更加专业化,而这正是贸易开放可以带来福利提高的依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的产业地理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迁。利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解释对外贸易如何重塑中国的产业地理,对理解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与国内地区协调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和政策含义。繁杂而多样的现实至少从经验上告诉我们,中国的对外贸易开放与中国的产业地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单向促进集聚或分散的关系,正如Henderson(1996)和Behrens(2003)的结论中提到的,既要考虑到对外贸易成本的变化,也要考虑到国内地区间贸易成本的变化。本文的模型基于Fujita et al.(1999)第三章和第十七章的模型进行如下改进:(1)原模型只关注对外经济一体化(以对外贸易成本来测量)如何影响劳动力和产业在国内两个地区间的分布;本文同时关注和考察国内市场一体化(以国内贸易成本来测量)和对外经济一体化对劳动力和产业在国内两地区的分布,考虑国内市场一体化符合中国不可忽视的国内市场分割等国内贸易因素。(2)原模型的国内两地区在地理结构上是对称的,即距离国外地区或市场是对等的,模型里体现为国内两地区的对外贸易成本相同;本文将模型拓展为国内两地区在地理结构上非对称的,即一个地区更靠近国外市场,而另外一个地区相对要远离国外市场,模型中体现为两个地区的对外贸易成本不相同,这样的设定能够更准确地描述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在对外贸易上的地理结构。(3)为了便利地考察对外贸易成本和国内贸易成本,同时考虑到中国贸易出口主要依赖于东部港口的特征,本文将各地区间的贸易成本关系表达为西部对外贸易成本=东部对外贸易成本+国内贸易成本的加总方式,这使得模型在更复杂的情形下变量的增加数最少,从而使模型数值模拟的过程和结果都大为简化,便于讨论的判断和展开。黄玖立(2009)曾将Murata(2005)的模型拓展到两国三地区,研究了对外贸易与国内工业化和产业集聚的关系,并讨论了国内两地区不对称的情形。但其两个对外贸易成本参数和一个国内贸易成本参数的设定使得模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不便于展开讨论;此外,因要考虑结构转换,他的模型包括了农业,本文的模型只有制造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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