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法国对德政策调整的观念因素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会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 100024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二战后,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实力上都占据着优势的法国并没有沿袭传统的对德敌视政策,而是把德国当作平等的伙伴,走上了与德国和解的一体化道路。这固然与其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衰落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是法国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判断以及对原有观念所做的反思与改变。也就是说,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战后欧洲的衰败表明了民族主义政治的狭隘和以军事争斗为主要外交手段的近代国际政治的局限,也促使欧洲人以现实的理性态度重新审视和思考国际关系,努力探求从欧洲出发实现本民族利益的可能性。受其影响,法国对外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国政府相信只有通过在国际组织中实行切实的合作才能够使和平得到保障,这构成了法国对德政策调整的基础。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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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法战争后,面对德意志帝国日益严峻的挑战和威胁,在近百年的时间里,法国一直实行对德敌对外交。但二战结束后,法国政府却调整对外政策,把源于强烈民族主义感情的政治冲突转化为双方都能获益的合作过程,从而走上与德国和解的一体化道路。对此问题,以往学者们的认识主要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更强调对于物质因素,即法国自身实力衰落和战后国际形势变化的分析。但“既然信念和观念常常是一个主要的独立变量,那么要忽略观念、意识形态和态度的变革,就是置某些重要的东西于不顾”。①在笔者看来,二战后,法国外交之所以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固然与其自身实力的衰落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是基于它对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判断以及对原有观念所做的反思与改变。也就是说,法国政府在被动应对内外形势变化的同时,也在努力适应新的国际环境,调整自己的对外观念和行为。当然,在国际政治中,是物质作用更大还是观念作用更大这样的本体论问题,在宏观层次上不可能有什么答案。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Keohane)所指出的,“将观念和物质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对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观念在什么条件下发生变化,它在国际政治中通过什么因果机制起作用。②本文旨在探讨是什么导致了法国政府对外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如何促使其外交政策和行为做出相应的调整。

      一、欧洲传统观念及其影响下的法国外交

      国际政治中的“观念”可以具体区分为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因果信念和共有观念等几种表现形态,并通过不同的因果路径对政策产生影响。③但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不同的观念形态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而常常是对决策产生混合的影响。

      欧洲各国的传统观念是基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之上的、无政府状态下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观。这种观念认为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无政府体系,这种无政府体系本身就蕴藏着竞争、冲突和战争。但同时,国家又是一个理性的行为体,在任何时候都要按理性行事,都要以维护自身最大利益为最高原则。由于国家都是按理性来行事,加之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时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国家间的斗争被看成是永久性的,是受政治的本质支配的,只要人类和社会不发生最本质的变化,它就不可能消失”。④

      (一)对欧洲传统观念的承袭

      法国作为欧洲的主要大国,其外交观念也是对欧洲传统观念的承袭。利益至上观、实力优势论、势力均衡论等这些左右欧洲国际事务近三百年之久的观念,并非是个别国家的特有观念,而是当时国际社会的一种普遍心理,尤其在更接近欧洲国际事务斗争中心的法国有着广泛的民众意识基础。它们也共同构成了战前法国国际秩序观的核心内容,是法国以追求霸权为目标的外交思想的基础。

      利益至上观 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成为大国指导国家对外战略和调整相互关系的一个行为准则,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主权观念更是清楚地奠定了新国际秩序的基础。主权的原则也可以说体现了利益的原则,在可能的情况下,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便是民族国家永恒的追求。国家的一切政治活动都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对外政策的准则也必须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充分实现。如美国前国务卿休斯(C.Hughes)所说:“对外政策不是建立在抽象原则之上的,对外政策由国家利益所决定。”⑤雷蒙·阿隆(R.Aron)更是认为“一国的对外政策除了维护国家利益外,不受任何其他原则的约束,”而且国家的行为不能按照法律和道德的标准进行评判,“对国家来说,自私是不应受谴责的,是合情合理的,甚至只有自私才是道德的。”⑥

      实力优势论 在主权国家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下,互不信任已根深蒂固,一国从来无法确保另一国不怀有恶意。所以,即便抱有世界上最诚挚的善意,任何国家也不会将自己的安全与自由的任何部分交给另一个国家。这就是“霍布斯疑惧”局面。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将此称之为国际政治中“绝对尴尬的处境和无法减轻的困境”。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维持生存,解决安全问题,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应该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在受到攻击时有足够的实力打败对手,或者有强大的国力能迫使其他国家不敢发起攻击,甚至应使国家不感受到其他国家的现实和潜在威胁。因此,各国普遍信奉“实力上占优势才是最好的防卫。”⑧

      势力均衡论 三百年来,势力均衡论在欧洲各国政治家的理念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自动调节的均势机制一直是欧洲国际关系的秩序法则。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Kissinger)分析这是欧洲自身特殊环境的产物:生存空间狭小却存在着多个国力相当的国家,这使得欧式外交往往通过结盟共同对抗可能发生的变局,旨在使变动不已的各国势力保持均衡。⑨不过,基辛格认为,最初的均势并非是国际政治预设的目标,而几乎完全是偶发的,常常是为了阻止某一国扩张的野心而形成的结果,很少是来自刻意的安排。这种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甚或战争,但如能做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使一国宰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休谟(D.Hume)称均势政策是建立在“常识与显而易见的推理”基础上的,是“自我保存”法则的应用。⑩

      (二)传统观念影响下的法国对德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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