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 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所熟知。在其《新史学》的第二章“史学之界说”中，梁公对于历史的性质做了如此的阐说：“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为了说明这一历史研究的性质，他还引用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的比喻，像“邻猫生子”这样的琐事，史家是不用花费笔墨的，因为这些小事，无涉历史的进化。梁公一生学术思想多变，但他在20年之后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似乎仍然坚持他在1902年提出的观点，只是在历史进程是否存在普遍公理一点上，提出了一些怀疑。① 饶有趣味的是，当今史家推行“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的历史观，因此或许像“邻猫生子”这样的小事，也会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题材。如新文化史的鼻祖之一、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著名史家罗伯特·达顿(Robert Darnton)教授，就以《猫的大屠杀》(The Great Cat Massacre)一书而成名，虽然达顿所写的并非邻猫生子，而是邻猫之死。该书出版于1984年，至今仍然是所有新文化史研究者必读的经典著作。 自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写作《新史学》到该世纪下半叶达顿写作《猫的大屠杀》，历史学领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果我们用历史研究走向碎片化来概括这些变化，没有大错。不过要想理解这一“碎片化”的形成，拙见以为还须从史学思潮的变迁入手。在此之前，我想有必要首先澄清一下何谓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在我看来，所谓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史家眼光朝下，研究原来不为人注意的、无关历史进化的日常小事或边缘人物和事件；二是繁琐论证，就一些已经为人所熟知的题材，深入发掘，探奥求赜，希望发人所未发之新见。因此历史研究的“碎片化”，表现有明显的差别。而拙意以为，这两种表现，又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外史学的异同。大致而言，外国史家的研究风格，比较接近前一种，而近年来中国史家的论著兴趣，则多倾向于后一种。但就其史学思潮的背景而言，则又有共通之处，可以一并讨论。 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用探求历史进化作为历史研究的根本，进而改造中国的旧史学，反映的是当时历史研究者的一种共识。如所周知，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西方的历史研究就开始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检讨历史事实，提出并论证历史的规律。19世纪的黑格尔、马克思、孔德等人的历史哲学(亦称之为“大写历史”，即对历史的宏观考察)，都是显例。二是考订史实，力求用可靠的史料叙述历史，也即兰克学派所信奉的“如实直书”。前者显然受到了17世纪科学革命的鼓励，认为在人类历史的演化中，也能发现像牛顿万有引力这样的定律。而后者则与整个19世纪“尊重事实”的风气相关，但在具体的方法论层面，则又得益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复兴、整理古典文化的传统。比如兰克强调史家需运用第一手或原始史料，与人文主义者寻求原始文本以求找出古典文献的真相，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几乎整个20世纪，这一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仍然经久不衰、活力十足。举例而言，马克思主义不但帮助了许多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政权，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世界许多地区(包括西方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该说，现代西方的许多史学流派，都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子。当然它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同时，也想提出修正。但马克思希求从社会形态的变化上发现、论证历史演化的规律，则仍然激励了现代许多史家。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人物布罗代尔，提出“长时段”的观念，希望在社会形态和经济行为的变化之后或之上，找出地理环境的持续经久却又潜移默化的影响。布罗代尔的弟子勒华拉杜里则从人口变化的角度，考察法国朗格多克地区的历史变动。他们的观察角度各有不同，但探求历史规律的意图，则显而易见。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追求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其手段是将其他社会科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的手段和方法，引入历史学的领域。 不过在现代西方史家中间，像汤普森、霍布斯鲍姆这样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毕竟是少数。二次大战以后冷战局面的形成，也造成西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敌意。换言之，虽然马克思寻求历史演化动因的做法具有吸引力，但少有西方学者会承认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一种必然趋势。而战后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和第三世界之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及走向民族独立)，也让许多西方史家感到探求历史演化的规律，其实并不利于论证西方自由世界的合法性。当然如此做法的人还是有的，如当代世界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原芝加哥大学的麦克尼尔教授，就在1963年出版了《西方的兴起》一书，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相对，企图论证西方崛起及资本主义产生的必然性。但就总体而言，对于历史的宏观考察慢慢失去了人们的青睐，因为世界历史本身产生了多极化、多元化的走向，不再具有百川归海的态势。因此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历史本身的发展。举例而言，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学者福山写作了《历史的终结》一书，一时洛阳纸贵。福山在书中指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结束，表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凯旋，世界历史以后的发展因此会有一个总体一致的走向。他的观点虽然在当时引人注目，但支持者甚少，反而以批评者居多。 其实要想探求历史的规律，具体一点说就是要研究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对此做出解释。因此如果我们随意浏览一下1970年代以前出版的历史著作，就会发现它们大都以分析、解释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为主。比如研究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家的注意力一般都集中于探讨这两次战争发生的原因，他们的争论也集中在战争的渊源方面，而不是战争的过程。同样，如果研究法国大革命，史家也会较多注意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由此产生了诸多的解释和流派。这一重视因果关系的现象，体现的是科学研究的共性。比如化学家进行科学实验，往往以什么样的化学成分糅合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为主。所以我们说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研究走向，以“科学化”为主要倾向。 但是如果史家逐渐失去了探讨历史规律的兴趣，他们的著作也就慢慢不再以寻找、解释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为重心了。这正是1970年代以来产生的现象。美国历史学会的前任主席芭芭拉·瓦因斯坦(Barbara Weinstein)曾撰文指出，现今的西方历史研究，少有人分析历史的因果关系，而是满足于描写、叙述历史的事件。②上面提到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一向是西方现代史学的热点之一，因为法国大革命对于之后欧洲甚至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都有意义深远的影响。美国历史学会的另一位前任主席琳·亨特(Lynn A.Hunt)，以法国史研究著名。她在1984年出版的《法国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一书是她的成名作，而该书的核心内容，并不以探讨法国大革命的缘起为主，而是细致描述了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变化。换言之，亨特的注意力是在大革命的过程本身，而不是其爆发的原因。无怪乎亨特成为当今史坛新文化史研究的先驱人物。③ 我们探讨国外史学研究“碎片化”的形成，其实也就是要探究新文化史的兴起，因为新文化史的研究题材多种多样，琐细微观。在我看来，新文化史的兴起涉及几个方面。首先是历史研究“科学化”本身的变化。如同上面所言，在二战之后，特别是1960年代以来，由于世界历史走向的多元化和多极化，使得人们对探索历史演化的规律，逐渐失去了兴趣。 其次，新文化史的兴起，又是历史研究“科学化”的产物。战后史家向社会学、经济学靠拢，促成了社会史的兴起，其意图是探求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由此而注意到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互动，并催生了对下层民众和边缘团体的研究兴趣。自1970年代以来，史学又开始与人类学联手。但此时的人类学，已经与19世纪的人类学迥异，不再以考察原始部落来揭示人类演化的进程为重心，而是希图深入其内，微观考察人类行为的特点及其文化背景。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厚叙述／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理论，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双方都走向了微观研究，希望重建具体的历史场景，以求获得对某一历史或文化现象的真切理解。 第三，新文化史出现也可以视为是对社会史的一种反弹。虽然社会史家也有眼光朝下的视角，可是为了揭橥社会的总体性发展(如年鉴学派的所谓“总体史”)，社会史家常常注重社会阶层的互动及其经济活动，但如此一来，也会让其论著充斥许多数据，而缺少对具体个人行为的描述。因此社会史的论著，往往枯燥无味，被人讥为“没有人的历史”(history without people)。其实更好的说法也许是“没有个人的历史”，因为以前的历史著作，往往以个别精英人物的活动为主要考察对象，而社会史的写作侧重研究的是社会团体的行为。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加强了微观研究的兴趣，造成了叙述体的复兴。这也正是新文化史的主要特色。因此新文化史和微观史(micro history)及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everyday history)异曲同工，都以细致描写以前为人所忽视的事件、人物为中心。这些学派都产生于1970年代以后，是历史研究“碎片化”的主要表现。 第四，新文化史、微观史的兴起又得益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1990年代的流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其宗旨之一是反思、反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的弊病乃至现代性的潜在问题。但就方法论而言，后现代主义直接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相关，其主张就是语言本身的模糊性或不透明性。因为语言之模糊，因此即使有真理或者事实存在，也无法准确无误地传播以及让人准确无误地接受，更何况还有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隔阂。如果我们用历史研究举例，那就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即便有历史规律存在，史家或历史哲学家也无法通过语言来将之明确表达；而且即使做了某种表述，读者的理解还是各有千秋。所以后现代主义的流行，更使得史家对所谓“大写历史”失去了研究、探讨的兴趣。简言之，后现代主义质疑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如海登·怀特强调史学与文学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别，因为两者都有编造情节的行为。他的所谓编造情节，就是说史家在陈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时，往往将一些事件排列在一起，让人产生“因为……所以”的印象。虽然史家并不一定明确表达这一因果联系，但在怀特眼里，史家的这一做法，与小说家写作时采用的戏剧化手段没有根本差别。 如果将史学与文学相等同，又放弃对历史宏观进化的探求(历史的“大事”和“小事”无关紧要)，那么史家写作就以吸引读者为主要目的了。换言之，什么事件有趣，史家就可以写什么。于是有人如此形容新文化史的题材：“一些诸如气味、想象、死亡、空间、梦、垃圾、屎、疼痛、疾病、姿态、眼泪、同性恋、手淫、食物、盐、煤、火、镜子、乳房、头发、内衣、厕所、戒指等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在都已经成为新文化史家的关注对象与研究内容。”④如此，历史研究的确走向“碎片化”了，而其根源就在于史家治史观念的改变，从原来希求探讨、解释历史演化到纯粹描述历史事件或人物行为。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就上面提到的历史“碎片化”的第二种现象，稍为表达一些意见。依我管见，这一现象，即对一个已经为人所熟知的历史人物或现象，反复不断地深入探讨，是中国史学界的独特现象，或许与中国史学的文化传统有些联系。中国人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从未间断。但其实自汉代以后，北方民族不断入侵中原，甚至建立长久的政权(元朝、清朝等)。因此这一说法，或许有可以商榷之处，甚至还杂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但就历史写作而言，却又似乎言之成理，因为中国有官修历史的传统，二十四史的修撰在汉代之后的确没有间断。因此就狭义的文明史而言，中国的文明的确源远流长。不过这一持续修史的一个前提，就是要不断重复前人的著作，或者稍加简化，或者加以文字修饰，或者进行考订修正，也有的就干脆直接照抄。这一传统，也可谓源远流长。如班固的《汉书》中的一些章节，就与司马迁的《史记》中的记载，大同小异，难分轩轾。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也充斥这样的现象。比如像胡适、陈寅恪等近代著名人物，就会有许多本传记，反复论说，其结果就是许多观察、结论都是大同小异，了无新意。有的学者甚至能抓住一两条相关史料，重复检讨，其考证之琐细，让人叹为观止。但这些“碎片化”的研究是否会加深我们对这些近代人物的理解，则似乎并不尽然。或许这些学者并无此意，只是想展现自己阅读史料的细致入微和理解史料之独出心裁。这种现象，在西方史学界中，颇为少见。比如以胡适名望之大，西方汉学家一共出版了两本有关胡适的专著。甚至像五四这样的由中国的文化精英所倡导的运动，现在也已经激不起太多人的兴趣了。⑤因此历史研究在西方的“碎片化”，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西方学者特别想别出心裁，不愿重复前人，因此他们的历史研究不断转向，从政治史、外交史转到社会史、经济史，庶几又从社会史转到了新文化史，而最近的趋势是重拾对“大写历史”的兴趣，从全球史的观点考察世界上各个文明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当代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于是又反映了中外学术文化的传承与特色，不知读者方家以为然否? 注释： ①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其中有关“邻猫生子”见第7页；有关历史学的性质的界说见第10—15页。 ②Barbara Weinstein，“History without A Cause?Grand Narratives，World History and the Postcolonial Dilemma，”Internation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50(2005)，pp.72—73. ③有关亨特对新文化史的倡导和反思，可参见Lynn Hunt(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和Victoria Bonnell＆Lynn Hunt(ed8.)，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