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贼”与“反贼”:变乱格局下地方绅民的反应及其关系网络

——以咸丰年间太平军挺进两湖之际为中心的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国安,男,1971年生,湖北武汉人,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2。

原文出处:
江汉论坛

内容提要:

咸丰初年,太平军北上进入湖南、湖北,当地民众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抉择:或是站在“异端”的反叛者一边,积极响应并投身到起义的洪流中去,成为太平军阵营中的“新兄弟”;或是站在“正统”的官府一边,加入团练或湘军,成为维护旧有秩序的“中流砥柱”。本文通过爬梳清军俘虏的两湖地区太平军士兵的口供材料,以及其他相关地方文献,详细揭示了两湖民众“从贼”与“反贼”背后的动机、加入的方式、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等等。研究表明,太平军和团练、湘军之间的斗争,可以认为是带有西方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与传统儒家思想之间的文化冲突。但就两湖地方社会言之,则更多的掺杂有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利益冲突。而在双方争夺乡村资源的过程中,固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构成集体行动和社会动员的重要纽带。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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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9-0111-09

       一、问题的提出

       曾经亲历太平天国运动的英国人呤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太平军来自湖南的很多,中国人说湖南人是中国最好看的。我完全相信这话,因为我曾打听我所碰到的超出一般相貌的太平军是哪里的人,每次我都发现相貌最好的全是湖南人或者是江西山地来的人。湖南位居中国中心,向来以产生最好的兵士驰名,尤其是湘勇,久已为人所称赞。①

       在上述记载中,给英国人呤唎留下深刻的印象的事情有二:一是太平军中来自湖南的人数众多;二是出自湖南的湘勇非常优秀。历史的机缘巧合在于,拥有大量湖南人的太平军队伍,最后被同样来自湖南的湘军所镇压的。这就带来一系列饶有兴趣的问题:何以湖南民众,既有大量投身太平军者,又有参加镇压太平军的湘军者?是什么导致两湖绅民选择加入一伙路过其村庄的起义队伍?“从贼”与“反贼”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还是一时冲动?他们是为形势所迫还是利益驱使?他们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加入到各自阵营中去的?两湖民众不同集体行动背后的运作逻辑是什么?

       回顾历史,历代农民起义,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纷繁的战乱一方面给广大民众和基层士绅带来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在王朝控制力大为削弱的情形下自由表达意愿的机会,从而做出拥护谁或反对谁的政治抉择。这种行为选择既与阶级、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同时也与各自的意识形态和个人境遇有关。比如日本学者山根幸夫就指出,在明清鼎革之际,许多下层士绅为了升官发迹以及对上层士绅不满而纷纷投向农民起义军②。而美国学者戴福士通过对豫东北以郑廉为代表的知识群体的考察,发现在明清变革之际,这群知识分子甚至出现了前后不同的政治抉择:由之前的支持明朝、反对李自成,到后来同情农民起义军;由抗拒清军入主中原,到后来服务于清朝政府。而无论是反对还是同情起义军,支持还是对抗朝廷,中国历史上丰富的先例、典故等都成为这些知识群体在不同时期各种看似前后矛盾的选择提供了某种精神上的慰藉和支持。③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学界可谓著述如林,但多集中于太平天国自身方面,缺乏从区域社会史的视野,对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地区的基层权力结构、关系网络等相关问题深入细致的考察。这方面,美国学者孔飞力的相关著作无疑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④循此理路,本文试图以咸丰初年太平军北上进入两湖之际为中心,通过变乱格局下地方民众不同反应的历史考察,揭示出普通民众和底层士绅,在动乱之中的人生际遇和道路选择,并进而探究彼此对垒的两个阵营,各自采取的社会动员措施、组织原则与关系网络等。

       二、“裹挟”与“蚁附”:两湖民众对于太平军的反应

       据清人汪堃《盾鼻随闻录》载:“洪逆……以广西随来者为旧兄弟,湖南投入者为新兄弟”⑤。清人张德坚所著《贼情汇纂》,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则将来自广西金田一带的起义者称为“老贼”,而将进入两湖及以后附从的民众称为“新贼”。由此,所谓“新”“老”之间,大略可以体现出参加太平军时间先后之别。⑥

       1.“新兄弟”:两湖民众参加太平军之情形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曾写道:

       两湖人民耕田凿井,鼓腹而歌,正乐熙皞之世。初不料贼众掩至,其不与闻逆谋,与知贼事也明矣。逆氛所至,攻城陷邑,焚掠一空,胁民从行,如虎驱羊,谁敢不从?自道州、江永而下长沙、武昌,沿江数千里,人民妇孺之从贼者诚属流离苦困中苟延残喘而已。⑦

       在张德坚的眼中,两湖民众大部分应该是迫于太平军的强行“掳掠”而被“裹挟”加入的。当然他也承认,不少“新贼”也是甘心“从贼”的,其中尤以“无赖之徒”为最:

       贼皆胁从是已。然亦有讨呲无赖之徒,或迫于赌债、或避官司勾捕、或在乡党作大悖理事不可见人,遂皆以贼为逋逃薮。又有丧心贪利愚民,欲借贼势掳掠自肥,他如江洋大盗、凶恶狱囚,贼每陷城池,多来投营,即或亦由暂胁,方以类聚,日久濡染,未有不真心愿从者。⑧

       可以想见,在“天崩地裂”的混乱时期,两湖民众因为各自不同的家境、不同的境遇、不同的追求,自然会被动、或主动做出各种不同的反应和抉择。无论是被“裹挟”还是“蚁附”,两湖下层普通民众参加太平军人数较多,特别是起义初期太平军由广西出发挺进两湖之际,可谓是一呼百应。张德坚对此亦记载云:

       贼初入湖南,先据道州,则以所掳道州人为新贼之首。缘洪逆据其地两月,整顿军容,补益卒伍,故尽掳州人并妇孺而行,除即时逃回不计外,尚余男妇三万余人。由江永而至郴桂,更得挖煤矿徒刘代伟之党,已倍前数。沿途裹挟而至长沙,竟得十余万之众。攻围三月,粮尽势蹙,日有逃亡,几丧十之二三,官军围剿暨来攻被歼者亦三万人。于是仅余新贼三万余人。西窜宁益一带,未几出湘岳,复得前数,尽掳商民船只近十五万人矣。迨陷武汉,裹挟男妇老幼水陆东下,合前数五十万有奇。⑨

       从1852年6月太平军进入湖南,到1853年2月离开湖北顺江而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其兵力由之前的不足2万猛增到50万,也就是说两湖民众共计有47万余人加入了太平军,其规模之巨令人惊叹。恰如在太平军攻入武昌之际,时人写诗云“无端市井乱纷纷,招子腰牌次第分;二十五人同拜上,各归司马各投军”⑩。兹仅以清军缴获的一份太平军的“兵册”(表一)为例,窥见两湖民众加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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