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 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研究原本就存在宏观、微观(或许还可加上两者之间的中观)的区别，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宏观研究也可以叫做系统研究或整体研究，着重对史事的全面陈述与把握，微观研究或可称为个案研究乃至细节研究，着重史事的细节钩沉与精审考订。但宏观与微观都是相对而言，对于中国史来说，区域研究为微观；而对于某一省区来说，县以下的乡镇村落又属微观。再则宏观中有微观，微观中亦有宏观，相互交织，实际上很难截然区分。 学海无涯，史海更加无涯。作为个人的史学家，穷毕生之力，再勤奋也很难把握人类历史的整体，即使是从总体上把握一个国家历史(特别是像中国、印度、埃及这样的古老大国)也有很大难度。所以随着时代的进展与社会文明的繁复，便出现了断代史与区域史的分工合作。就学者个人而言，堪言宏观把握的大家越来越少，而精密于某一地区、某一断代、某一领域的专家则日渐增多。 史学离不开实证，实证必须以史料为基础。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展，仅以文字记载的史料数量激增而言，所谓“车载斗量”已不足以形容其万一。特别是近现代史，公私档案、报刊书籍乃至各类未刊文献之繁多，简直难以想象。这些客观条件，极其有利于个案研究，有利于从细节上再现历史情境，然而却大大增加了宏观把握的困难。同时，由于学术理念的进步，人们愈来愈重视社会史与群众史的研究，特别是下层群众的研究，而许多此类研究又属于起始阶段，这样也不免增加了研究视角“细化”的权重。 历史研究如果涵盖自然史研究，其研究对象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学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一样，只有分工合作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史学研究的整体进步，因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对于细节研究的重视，或所谓“细化”的提倡，自有其合理性，丝毫不必为此而感到忧虑。重要的是，学术研究的领军人物必须要有综览全局的战略思想，根据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人力、物力资源的客观配置，合理地调整布局并顺其自然地给以正确诱导。 从学术评价角度来看，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无高下之分、优劣之别，关键是研究者自身的治学态度、功力与境界有所差异。过往的史学大家有些侧重于融通，如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既有纵向的断代连贯，又有横向的归类阐析，对二十四史的基本史又滚瓜烂熟，然后成就其圆融顺畅。陈寅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举世无双，然而其研究每多属于专题，或一个人，或某现象，因小见大，考订精翔，论析自见高明，堪称寓宏观于微观的典范。何炳棣1979年冬与我初识即彻夜长谈清华学风，虽强调实证精审，但更重视“大归纳”的境界①，盖考证虽然入其深，“归纳”始可出其大。前辈学者以毕生经验传授后学，又有其成功业绩作为佐证，使我们这代学人受益匪浅而又自惭形秽。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社会运动，是前后连续的过程，然而无论是整体或过程，都是成千上万细节组成。或许可以说无细节即无历史；然而组成历史的细节毕竟有主次与层次之分，随意摭拾罗列的细节仍然难以重现真实的历史情景。宏观研究容许在他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概括，细节研究则必须以自己的实证工作为基础，而且要能进能出，因小见大，这才能形成真知灼见。 “碎片”一词，易生误解。或许可以说，我们所已知者无非是历史的一鳞半爪，往往都是组成历史的碎片，然而却不能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碎片。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于日趋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的反弹，其成绩在于深刻的批判，然而其偏激者又流于消极的破坏，即走向极端的所谓“解构”。而袭其皮毛者又大多没有什么高见卓识，无非是当做“时髦”即兴仿效，把原本已清晰完整的历史撕裂成为碎片，然后又给以随心所欲的所谓“解构”，借以哗众取宠，自鸣得意。这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学术工作也流于商业化与娱乐化的可悲结果。 重视细节研究，同时拒绝“碎片化”。这就是我的一贯主张。 2010年冬，我曾参加中山市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学术论坛，会上确有学者提出辛亥革命研究日益“碎片化”之类问题，但似乎并未展开讨论。会后个别媒体对此有所报道，但是报道话语又过于简单，未能把严肃的“细节研究”与刻意追求的“碎片化”区别开来。这就很容易引起读者误解，好像这次会议是在反对“细节研究”，所以我借《近代史研究》的笔谈，比较明确地说明自己的看法，供大家讨论时参考。 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 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繁荣发展，但不足也日渐显露。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更备受关注。在这里，笔者愿申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大家。 一、区分两种“碎片化” 以往学界前辈常会这样提醒后进：“研究问题要注意抓大的重要的题目，不能搞得太细太碎了。”那时没有“碎片化”这个概念。所谓“碎片化”的概念，是近些年由西方引入的。 1987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在其成名作《碎片化的历史学》中，对年鉴学派及其“新史学”作了尖锐的抨击，指责其第三代领导人背弃了先辈注重总体史的传统，而使自己的历史研究归趋“碎片化”，并预言“新史学”的危机与终归瓦解。多斯富有学术勇气，目光深邃，这不仅是指他不幸而言中，年鉴学派从此走上了不归路；而且是指他实际上也切中了整个西方历史学界的时弊。二战之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尤其是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学产生了有力的冲击。一方面，它深化了人们对于史家与史料、历史认知的对象与方法、历史知识的内容与性质以及历史叙述的形式与历史文本的解读等的理解，从而推进了历史学的新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它极端地主张颠覆传统，否定任何历史的统一性与认识历史真实的可能性，又造成了历史学碎片化、虚化，乃至于面临消解危险的种种消极影响。所以，多斯的锋芒所向，其意义不限于年鉴学派与法国，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借助多斯的视角，反思当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自然也是十分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