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39.29；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2)04-0100-09 近年的研究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最重要的两项内容——文学革命和反孔思想，都是在《新青年》“通信”栏首先提出，并引起广泛的讨论与社会反响，从而引发了这场文化运动，由此可见“通信”栏的重要作用①。因此，对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作一专门的考察十分必要。本文通过对章士钊在民初主持的《民立报》、《独立周报》和《甲寅》等报刊“通信”栏的创设与发展、“通信”栏讨论的问题及其社会反响的考察，说明“通信”这一近代报刊栏目的设立在编者与读者之间思想互动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思想议题与社会、政治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甲寅》“通信”栏对《新青年》“通信”栏的设置及其讨论议题所起的先导作用。 一、章士钊与“通信”栏的设置及其演变 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的设置，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一般称之为“投函”，后来又称之为“通讯”，最后则基本上称为“通信”②。以下，我们对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的创设与发展，作一简略的考察。 1.章士钊主持《民立报》与“投函”栏的创设 考察中国近代报刊“投函”栏的设置，不能不从章士钊主持《民立报》开始。 1912年2月，于右任邀请章士钊加入《民立报》社。《民立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此时原有编辑多半任南京临时政府的要职，章士钊加入后，就成为该报编辑部的实际负责人。在此之前，《民立报》就设有“投稿”栏，专门刊登社外来稿，主要是消息、建议之类的文稿(作者也多为较有名气的人)。章士钊主持《民立报》后，就刊登了一则启事，称：“弟自英伦归来，颇承诸友展转探问，深以为感。弟以略有政见，即借《民立报》与诸友商证，此当较面谈函达为佳。有赐函者，以后请即由《民立报》转。或径寄弟寓静安寺路二十九号亦可。”③这本是他刊登的一则私人启事，但他说“略有政见，即借《民立报》与诸友商证”，又请诸友“赐函”，因之，不久即有读者响应。2月22日，该报刊登了读者朱德裳的来信： 记者足下：今者清廷退位，民国已成，重大问题，以次解决。所最急者，莫如首都之地点及政府之组织。……以弟一人私见，中国此时，万不能不有内阁。共和先例，莫如法关，而一有内阁，一无内阁。其利害得失，早为学者所研究。弟足迹未至欧美，且不能睹其政治之外观，何能批评其制度之美恶?但以中国情形言之，民国权舆，百端开始，言庞事杂，舆论无常。若大总统直接担负责任，推其流弊所及，必有推倒总统之时，开各国未有之新例。且民国初成，所最惧者，莫如王政与复古，启第二次之革命。若大总统亲揽政权，总理一切，渐积所趋，即无异帝制自为，东方拿翁，容易发现。中国历史人物，有帝王思想，无总统思想。中国社会眼光，有帝王观念，无总统观念。野心家而总统也，若利用之而达其目的，其危险有不可胜言者。故就国情言之，其必用法制矣。区区之愚，未敢自信，欲就正于有道，微阁下其谁归?④ 关于这封来信，值得注意的是：一、在这封信的前面，标明“投函”，这是《民立报》第一次出现“投函”二字。而就在“投函”栏之前，另有一栏称“投稿”，说明在该报编辑心目中，“投函”与“投稿”二者之间似有所区别；二、该信的内容是关于“政见”的，而非一般普通的消息、报道、建议；三、针对该信中关于内阁制以及中国须建立何种行政制度的议论，章士钊在当日“社说”栏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评论⑤，这说明从一开始，“投函”栏的设置就体现出编读往来、自由讨论的意味。此后，《民立报》在2月27日至5月1日之间，又分别刊登了读者杨伯群、朱宗良、陈耿夫、汪叔贤(馥炎)、王季同、马育鹏、张树立、尹香纫等人的来信，提出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行政法”、“共和与专制”、“统一与联邦”、“逻辑”、“译名”等问题，而章士钊针对这些问题也分别作了答复⑥。其中，章士钊与王季同的讨论书信，往来达四次。这说明，尽管《民立报》从未明确宣布它已设立“投函”栏，且所刊的版面也很小，但这种不定期的“投函”字样的出现，已引起了读者初步的反响。 1912年5月5日，《民立报》在第一版刊登一则编辑部启事，第一次提到该报设立“投函”栏的目的：“本报之设‘投函’，原以广征舆论，互换智识。”⑦同月20日，《民立报》又刊登一则“特别广告”称，将辟出一整版，专门刊登通信稿件： 编辑部紧要告白：本社自扩充函稿栏，爱读诸君以鸿篇巨制相贶者无数，而所扩充之栏幅举不足以容之，以致日有搁积，深有负于投函者之盛心，至为歉然。自今日起，将本报十二版全幅登载此类稿件，而“社说”之与投函有关联者，亦并见于是版，原有之小说则移于第二版，读者幸为注意。记者观欧美大报，每日所登函件及专论，有多至数十通者，必如此方足以称舆论之机关。本报不量其力，颇复以此为鹄，而尤愿出其意见与读者痛加讨论。诸君子如有关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文学种种之高见或疑问，务希不吝金玉，使本报有所闻知，记者固不才，而获从诸君子之后，有所贡献于论坛，则至引为荣幸者也。⑧ 从这则广告可以看出，该报在标立“投函”栏之后，已引起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因而来信大为增加，而设此栏之目的，则是为了编者与读者之间讨论学理、答疑辩难，使广大读者的意见得以发表，以反映真正的“舆论”。因之，这一则“宣言”，我们可视作《民立报》设立“投函”栏的标志。 然而，《民立报》这次宣布设立的“投函”栏并未能定期化，它在时断时续地延续了三个月之后，随着章士钊的离开也就无疾而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