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史学比较，中国20世纪“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受到社会进化论的深刻影响。但这一理论怎样被运用于实际的历史叙述(包括非专业性质的论述)，又怎样形塑了这些叙述的面貌，以往的研究不足，似乎值得关注的只是近人接受进化论这一事实，付诸实践则不过是水到渠成。然而，作为一个外来观念，进化论对历史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几乎截然异趣；学者对其内涵的把握，也就有一个逐步调适的过程，且受到学理之外众多考虑的影响。因此，对清季民初的很多新史家来说，如何运用这一理论，从传统史籍中挑选、组织相应的材料，以整合成一套中国历史的新叙事，并不是一件简单工作，而需要不断探索、试验。① 以夏曾佑的《最近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表述方便，本文采用其通用名《中国古代史》)为例，该书的进化论色彩历来受到学界注意。②这当然不错，但同时要注意的是，其史观比起直线的进化论要复杂得多。以分期来说，此书宣布从周中叶到战国是中国历史的“化成期”，代表了学问的“极端”，此下历史皆“不过实行其诸派中之一分”：中古第一期(由秦至三国)乃“极盛之期”，是实行化成期的理想“而得其良果者”；中间经过“中衰之期”(由晋至隋)、“复盛之期”(唐)，转入近古，其中自五代至明为“退化之期”，乃“附会”化成期之理想“而得其恶果者”；清代作为近古“更化之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他提出，上古史中可见中国人“至高深之理想”、“至完密之政治”、“至纯粹之伦理”，中古史“则见国力盛强”，近古史唯有内忧外患，好在“道光以后，与天下相见，数十年来，乃骎骎有战国之势。于是识者知其运之将转矣，又未始无无穷之望也。”③如果中国学问在上古时期就达到“极端”，而此下全部历史皆发源于此，那么，说春秋战国是整个中国历史的顶点也不为过，而中古、近古的发展大势基本是由盛转衰(其中又各有一小的循环)，迹近退化。至于清代作为“更化之期”的意义，则更多落在将入新局方面，其所收、所转则皆是相对于秦以下之“成局”而言，其表现则有如“战国之势”，似又有一大循环的意思。 像那时很多“新学家”一样，夏曾佑的思想资源非常繁杂，认知方向也有模糊的一面。1895年，他曾表示，中国国势虽危，“然而天道循环，往而必返”。孔子之道先后经荀子、刘歆、伪学淆乱，至明“其变已穷”。清人先行“东京之学”，又进于“西京之学”，“昔之往而益远者，今且返而益近”。他由此推断，“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将在此百年间矣。此非人之所能为也。”④可谓典型的历史循环论，而《中国古代史》仍可看到这个影子。同时，夏曾佑也在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历史的一个“公例”是，“革命”之后四五十年，会出现“太平之世”，约百年之后，“又有乱象”，不久“复成革命之局”。⑤换言之，循环之局与执政者的个人德行无关，而是根植于中国的地理环境与农业生产方式。 这样，中国历史既含退化之相，又似一大循环，多数时候则是停滞的，这虽和整体上的“进化”并不矛盾，但内在面貌显然是复杂多元的。这个事例表明，社会进化论虽然提供了一个历史演进框架，但刚刚掌握这一理论的学者一时很难彻底放弃过去的思考方式和见解，同时也难以娴熟地将新的思想付诸实施；他们可以在局部的历史叙事中甚至在整体上都运用进化模型，但这和进化论作为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历史叙述系统之间仍有一定距离。唯过去学者所举例证，往往偏于前者，相对忽视了此二者的分别。⑥ 除学理问题外，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学者的现实关怀。中国“新史学”是因应世变而起的，史家对现实的焦虑不但渗透到历史叙述中，有时甚至决定了叙述的方向。在清季民初，“进步”并不是单纯的学理问题，也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需求：如果中国的历史不进化，则必然意味着亡国灭种；反之，就必须拿出依据来证实。问题是，新史家中很多人对现实并不满意，又受到西人影响，倾向于从传统中找不足，这当然并不代表对中国历史的整体否定，但两个层次交织在一起，无疑加剧了历史学者的紧张感。 本文集中讨论清末民初的几位新史家是如何在中国历史里寻找“进步”的，这种努力又对新史学的论述方向产生怎样的影响，特别留意其中两个现象：一是把中国历史描述为一步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二是“政治”在历史叙述中地位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明”、“国民”等因素的地位提升。⑦这两个现象，特别是后者，是学界关注已久的问题，既存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其放在近代思想与学术“正统崩坏，异军兴起”的脉络中加以考察；二是讨论这些现象与西方和日本史学的关系；三是关注当时流行的政治思想以及民族主义是怎样为新史学提供“概念工具”的。⑧本文不是要重提这些现象，而是要探究它们与近代学者寻求中国历史“进步”的心理之间的关系。当然，这种心理压力并非是造成这些现象的全部原因，新史学的出现也不能完全化约为史家的“心理需求”，事实上，在大部分时候，这一“需求”都处在潜意识的状态。不论是清代学术内部的求新趋势，还是外来文化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但“新史学”并不是这些因素直线发展的结果，史家对各种有用的观点也不是简单地拿来，他们的论述，即使是“抄袭”外人，也是针对他们眼里中国的特殊问题而发，从而赋予这些言辞新的意义。因此，在讨论新史家对进化论的运用之前，必须重建他们(未必自觉)的问题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