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2-05-03 中图分类号：D93/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2)07-0091-08 对于《马关条约》中的有关割台条款是否包括钓鱼岛列岛在内，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①但对其中之理由，要么失之简单，要么过于片面，难以给人信服之感。因此，笔者认为对这一重要问题作进一步讨论是必要的。在此，本文从中日两国商讨《马关条约》相关条款的合意的角度出发，依据条约解释的相关法律和规则，对《马关条约》中相关条款的制定、解释及其与国民政府抗战期间废约等行为的关系做一探讨，希望能对此问题有所裨益，求教方家。 合意是一个条约必备的构成要件，是对它进行执行、解释的基础。《马关条约》作为中日两国所达成的双边条约，同样也必须符合这一要求。既然如此，那么何为合意呢?即条约的当事者必须一致的意思表示。② 从中日两国在马关谈判中就有关台湾条款的交涉情形来看，双方主要的争执点在于四个方面：一是台湾未成为战区，何来割让；二是让日方同熟悉台湾事务的台湾官员制定相关的割台条款；三是制定一个割台章程；四是台湾移交时间。也就是说，李鸿章对日本所提出的条约草案中“割让台湾全岛及所属诸岛屿”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换句话说，他们在此点上理解是一致的，达成了合意，后来的顺利交割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乍看起来的确如此，但事实上是否是这样呢?要想明白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日本在此点上的用意。 为此，我们先分析一下日本向清政府提出的有关割让领土的条款，看能否从中发现什么端倪。马关谈判正式开始后，日方于1895年4月1日向清政府的全权代表李鸿章提交了和约底稿，其中第二款和第三款为日方要求割让领土的相关内容，全文如下： “第二款：中国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第一，下开划界以内之盛京省南部地方，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流以抵三叉子，从此向迤北划一直线，抵榆树底下，从此向正西画一条直线，以抵辽河，从该线与辽河交会之限起，顺该河流而下，以抵北纬四十一度之线，再从辽河上划线起，顺此纬度，以抵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之线，在从北纬四十一度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两线交会之限，顺此纬度，以至辽东湾北岸，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盛京省岛屿；第二，台湾全岛及所属诸岛屿；第三，澎湖列岛，即散在于东经一百一十九度起至一百二十度，北纬三十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第三款：前款所载及粘附本约之地图所划疆域，俟本约批准交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共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若遇本约所订疆界于地形或治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定。各该委员等当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后，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订划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划界为正。”③ 对比上述条款内容，不难发现这样几个问题：①从界定割让领土的精确程度来看，显然，“台湾全岛及所属诸岛屿”这样的描述，远不及用经纬度对盛京南部和澎湖列岛所说明的那样清楚、明确。也正因为这种模糊的规定，从法理上来说，它无法阻止台湾所属岛屿领属的变更。换句话说，在条约生效之前，清政府有权变更台湾所属岛屿的行政管辖。尽管这种情形尚未出现，但是在割台必不可免的情况下，清政府还是曾与西方列强沟通，将其抵押给他们以保台，不过未能成功。这就说明，这一条款隐含着类似的重大缺陷。②既然粘附了奉天省图为划界之用，为何又不粘出台湾全图为台湾海峡划界之需呢?尽管台湾海峡之一半日本可以宣布为国际海峡，但是从澎湖至福建洋面不是单方面能够决定的，它需要两国划界厘定所属。何况在日本据有台湾后，其很快与菲律宾就巴士海峡达成划界协议。 上述诸问题指向一点，即本应该清晰、明确的法律话语却变得晦而不明。这是日本当时拟定草约时所犯的一个失误还是故意为之呢?显然，这是别有深意的。因为日本在甲午之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就极力谋划对华和约，构思如何从清政府身上攫取更多的利益和好处。条约草案最开始由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拟订，后又与内阁总理伊藤博文等大臣“进行了种种审查”，形成较为正式的《媾和预定条约》。④1895年1月27日，陆奥宗光又将其提交给在广岛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讨论，与会人员除日本天皇外，大部分为日本内阁重臣和大本营幕僚官员。在此次会议上，伊藤博文还特别强调：“本问题之结果如何，实关我国将来之隆替，故收拾此非常之局，必须深思熟筹，审查时机，以谋适应之策，自不待言。”⑤在此情形之下，日本当局怎么会犯下此等简单的失误呢?这只能说他们精通制法之道，该于模糊处就无需明确。那么，日本当局让它模糊的目的何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看看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于1894年12月27日向陆奥宗光发出一份秘密文件。他说：“为在久场岛、鱼钓岛树立管辖航标事，如附件甲(原注：省略)所示，冲绳县知事早已呈报在案。关系此件之附件乙，系明治十八年时，业经与贵省磋商后，以指令下达。唯因今昔情况已殊，故拟以另文将此事提交内阁会议审核。”⑥此文件之目的是就一年前即1893年11月2日冲绳县知事第三次申请建立管辖航标一事，与外务省进行磋商。但奇怪的是，既然此时的日本冲绳当局认定钓鱼岛列岛为无主之地，那么接受申请管辖应为内务省之权责，为何它又会去与外务省相商呢?“唯因今昔情况已殊”，一语道破了天机。也就是说，日本欲于1885年占领钓鱼岛列岛，但忌于清政府实力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对而未成行，而此时的形势完全颠倒，日本取得甲午战争的大胜，正是夺取钓鱼岛列岛之天赐良机。如何夺取呢?是按山县有朋、井上馨以及冲绳当局既定的认识和决策去占领?还是通过外务省以外交方式来割占?显然，要是以后者来达到目的，则根本无需与外务大臣磋商，因为这是其职责范围之事，必然会考虑在他的割占台湾的条款中。由此观之，野村靖相商之目的是提醒陆奥宗光，对于钓鱼岛列岛日本早已有成案，无需反映在他的对清和约草案中。何况，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元老重臣都在其位，对他们的认识和政策更应予以重视。
